万历皇帝和文官的不对付，源自一股深深的无力感，这种感觉甚至比当初沈默在时还要糟糕。沈默在时，恐惧也好，愤怒也罢，目标就在那里，无论对方如何遮天蔽日，自己总知道该朝谁下手。
他本以为，沈默去后，这个朝堂就是自己的天下了，且他自认为这两年，自己的手腕算得上高明，通过挑动晋党与沈党的斗争，陆树声、魏学增、唐汝辑、孙鑨等沈党大佬纷纷下马。虽然张四维、王崇古这样的晋党大佬也折在阵中，但王家屏、杨俊民、刘东星、杨一奎等一批新生力量也成长起来。而且万历还特别注意扶持非东南和山西籍的官员，已经到了不问能力，只看籍贯的地步。然而，皇帝却滋生出浓重的无力感，他发现无论自己怎样做，都达不到想要的结果……
比如说今年，陆光祖丁忧，吏部没有尚书，万历打算趁机换人，明确表示希望由一位北方人接任。然而廷推上来的两人名单，是孙鑨、陶大临。
万历知道这两人与沈默的关系，怎能把天官之位他们中的一个？便令重新推举，呈上来的名单却没有丝毫改变。
事情到这里就算僵住了，但万历还是对胜利充满希望的，因为他手中还有中旨——所谓中旨，就是皇帝不经过内阁讨论推举，直接下令任免人员或是颁布法令，可谓是一条捷径。但奇怪的是，一般情况下，皇帝很少使用中旨提拔大臣，而其中原因可谓让人大跌眼镜——皇帝倒是愿意给，大臣却坚决不要。
表面上看，这是官员们的操守太高，不愿意走这种终南捷径，而是要扎根群众，获得广泛的支持才肯上任。但实际上，谁不想走捷径谁是孙子，可文官集团不成文的规矩——其中之一就是升官只能靠同僚的拥护，靠皇帝下旨的人，会遭到百官的唾弃。
这一规矩可以说与沈默无关，而是在空前君主专制的压迫下，成长壮大起来的文官集团，形成的一种集体的自我保护。只有用这种方式，将皇帝排除在官员的任命之外，才能保持臣权相对的独立性，使所有人的命运，不至于悬于皇帝一念之间。
但皇帝不相信，所有人都这样自觉，他认为人都是贪婪而自私的，尤其是那些长期靠边站，满腹怨气的家伙。在大臣中找了一圈，他选定了张居正的同乡李幼滋，这位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已经在侍郎位上十几年难有寸进。在皇帝看来，肯定难以抗拒这天上掉下大印。于是直接用中旨委任了李幼滋为天官，谁知李幼滋面对汹汹舆论，压根不敢接旨。他在奏疏中言道；‘廷推乃祖宗成例，贤士众望所归。今皇上无视众议，以中旨指定微臣，实乃与群臣怄气，非圣君所为。’明确表示，中旨授予的官衔，我是不会当的，而且不是很含蓄的指出了万历的图谋……就是想破此成例，绕开廷推，将人事大权上收。
万历老羞成怒，朕出口就是成宪，岂是你能推三阻四的？于是下了一道措辞严厉的申斥，说你不接旨就是抗旨，抗旨该当何罪，自己掂量着办吧？李幼滋也是杠上了，一天一本的上辞呈，皇帝全部留中不发。一个月后，始终得不到答复的李幼滋，竟然直接挂冠而去。
万历终于信了邪，只好命令再次举行廷推，然而大臣们却不买账，他们声称廷推合法有效，皇帝应该从两个人选中选一个，双方各执一端，都死咬着不松口。结果陆光祖已经离任半年，天官之位还是空悬，部务由左侍郎王锡爵掌管。
又岂止是吏部尚书的人选？七月里，吕调阳去世，万历下令大臣推举入阁人选，当他看到大臣们推举的名单时，差点没把桌子掀了。
因为名单上的两个名字，分别是陶大临和孙鑨。
这些满口忠君的大臣，明知道为吏部尚书的人选，皇帝已经气得七窍生烟，竟然还要推荐这两人，明摆着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他再次将任命搁置，反正内阁六个人也一样！
万历想不明白，沈默明明打倒了，他在军政两方面的党羽也剪除了大半，剩下的也偃旗息鼓，芶延残喘。为什么自己还是感到窒息般的无力呢？
答案就在尚未远去的历史中，他虽然熟读列祖实录，但并不能认识到，或者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他坐在列祖所坐过的宝座之上，但他的权力，已经和他的前代不同了。
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视为金科玉律，为臣子们不折不扣的执行，甚至将其言行奉为绝对的道德标准。而他却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长大的。他的责任范围乃是这群文臣们所认定的，任何超出认定范围的行为，都会被视为无道之举，会遭到文官们的集体抵触。
这种变化尽管在形式上保持含蓄，实质上却毫不含糊。原因是开国皇帝创建了本朝，同时也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是这个国家的权力核心。而今天的文官却早已成熟，他们早就从皇帝手中接过了实际的权力，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的权力者。
每个官员的产生，都要经过十多年悬梁刺股的苦读，然后经历最严酷的层层选拔……不要听信那些科场失意者对科举的抨击，那都是因为吃不到葡萄才说葡萄酸。这只是具备了做官的资格，当上官之后，还是不能松懈，除了定期的考察，平时稍有不慎，还会招致言官的弹劾，弄不好就前途尽丧，就在这种严苛的条件下，还得做出成绩，才能一级级往上爬。沈默的爬升速度已经是极限了，也用了将近二十年，才有资格站在皇帝面前。
绝大多数人立不了那么多大功劳，三十年就算很快的了。不是顶尖的社会精英，绝度走不到这一步，早就被优胜劣汰下去了。幸亏这样的一群人从来都心不齐，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互相掐上了。要是他们齐心协力，想要把皇帝赶下龙椅，是一点难度也没有的。
而皇帝只是因为恰巧生在帝王家，又恰巧是他爹死的时候最大的儿子，便成为了天下的至尊，并不是经过优胜劣汰决出来的。而且为他们树立三观的老师，正是那些成了精的大臣。大臣们自然会按照自己的需要，塑造未来的皇帝——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代表他们行使权力的合法性，以及在政治无法解决时，做出不偏不倚的裁决，应该做到寓至善于无形。
说白了，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且从不插手具体的政务，只需要经常演习各种礼仪，以彰显王朝统治国家的合法性，就是最好的皇帝了。因此从成祖以后的皇帝，无论是仁宗、宣宗、英宗、景宗、还是宪宗、仁宗，都基本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能做到克制自己的欲望，保持谦抑温和，听凭文臣们的摆布。他们越是这样，文臣们就愈是称颂他为有道明君，他们也就越发被束缚住手脚，直至任凭臣子们摆布。
就连以荒淫无道着名的正德皇帝，一直追求也只是个人的自由，对于那些束缚他的规章制度和讨厌老头子，他也只是想方设法的逃避，却从没想过去破坏。归根结底，他也是老头子们教出来的学生，只是青春期太长，叛逆心太强罢了……
唯一的例外是嘉靖皇帝，这个由藩王入继大统的野孩子，没有接受过一天皇家教育，自然也没有被灌入谦抑温和的因子。在他的眼里，皇帝就是无上的权威，而没有任何自我压抑的义务，他希望能够控制所有的权力，不受任何限制。
恰巧他可以算得上，有明一代智商最高的皇帝，有着前任们难以比拟的政治天赋。凭借着绝顶的智慧和权谋，他相信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仅凭自己的天赋与能力，就能操控一切，他也以为自己做到了。但历史能够证明，他错了！一个人的力量再强，也是无法对抗社会规律的，所有敢于挑战规则的人，都将受到规则的惩罚，无人例外。
严家父子便已经悄悄的窃取了他的威柄，在他把他们当做提线木偶的时候，自己也做了他们的木偶。而在生命的晚期，他已经清晰盛受到了那股强大的反扑力。他的欲望已被抑制，他的权力也被夺走——徐阶以及他所代表的文官集团，已经凌驾于世间所有强权之上，包括嘉靖皇帝的皇权。
正是嘉靖皇帝的倒行逆施，让大臣彻底不再对皇帝报以幻想，将与皇权的博弈，看成事关存亡的大事。文官集团对臣权的追求，已经从无意识向有意识转变，这直接着皇帝的时代即将结束，文官的时代即将到来。但徐阶只是这一切的构筑者与开创者，要想真正做到这一点，道路是曲折而漫长的。不过在他的继任者，和嘉靖的继任者的共同努力下，这个过程被极大的缩短了。
隆庆皇帝的端拱寡营，几乎将国家的权柄让出。他的儿子万历，年仅八岁登基，在万历八年之前，完全与国事无缘，这给了文官们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而徐阶之后的两大首辅，高拱与沈默，一个锐意进取，大胆揽权，一个长袖善舞，最会收拢人心。两人相继相成，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取代至高无上的帝王，成为帝国的真正统治者。
十几年，一代人，这么长的时间，足以使许多事情成为理所当然。所以当沈默离任后，文官集团依然要紧紧握住权柄，而不是交还给皇帝。多少年来，文官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万历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政权十分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而且对此毫无办法……
但这不代表皇帝就会认命，至少万历皇帝不会，他可是以乃祖为目标，已经击败了有史以来最大权臣的少年雄主，岂能任凭大臣摆布？他一直希望再度启用张四维。张四维也早就巴望着了，在蒲州老家憋了一年多，感觉风头过了，便写信给皇帝，暗示自己又重新斗志满满了。万历心领神会，便下了圣旨起复他。张四维担心夜长梦多，一接到旨意，便赶紧上路，谁知走到半路，家里传来讣告，他那几天前还活蹦乱跳的爹，竟然莫名其妙的死了……张四维只好转回家奔丧。
万历皇帝不寒而栗，他感到自己面对的是一片深不可测的黑夜，在那片黑暗中，隐藏着一股毁灭性的力量，足以伤害到自己。为了自保，除了殚精竭虑的与大臣作斗争外，他还不遗余力的培植宦官力量，实指望着太监军团能成长壮大，成为自己遮风挡雨的墙。
所以他才会如此偏袒这些不成器的家伙，甚至唯恐他们不够嚣张霸道，治不住那些目无君上的大臣。
所以南京发生了民众反抗钦差太监的事变，皇帝不仅不怪罪张清，反而趁机把早就看不顺眼的孙鑨逮到北龘京，甚至想要逼他自裁，就是为了杀鸡给猴看。结果这时候皇长子出生，太后懿旨大赦天下，倒让孙鑨逃过一劫。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万历亲自写下‘发回原籍、永不叙用’的谕旨，彻底封死了此人东山再起之路！
当时万历很有点快感，但由此酿成的后果，却是他怎么也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