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成引退
正当范文程励精图治业绩显著的时候，朝中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使他不得不抑制雄心壮志，置身中枢之外。
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多尔衮病逝，顺治八年（1651年）闰二月，刚林、祁充格以谄附多尔衮妄改《□□实录》删去大福晋阿巴亥等事，被处以死刑，范文程亦系同改之人，刑部拟议革职，解任，籍没其家，诸王大臣覆议，拟令其革职折赎留任。顺治帝批示：“范文程曾效力太宗朝，在盛京时，又不曾预贝子硕讬之罪，后知睿王所行悖逆，托疾家居，众亦共知。睿王取去刚林时，以范文程不合其意，故不取去。范文程著革职，本身折赎，仍留原任。前所行情罪已结，今后于委任职掌，当矢忠报效。”不久，范文程即复官。[13]
顺治九年（1652年）遇恩诏，复进世职为一等子，授议政大臣，任《太宗实录》总裁官。范文程继续尽心竭力佐治国政，三月初八日，他偕同僚参奏会试中式第一名举人程可则“文理荒谬，首篇尤悖戾经注，士子不服，通国骇异”，请敕部议处。顺治帝命革退程可则，惩治考官胡统虞等人。
顺治十年（1653年）正月，范文程又上奏恢复连坐法，奏请允许部院三品以上的大臣各举所知之人，若被举之人任官后称职，奖励保举者，如其不称职，按罪之大小，进行论罪。他认为，“此法实行，则内外皆得真才，而天下无有不治者矣”。顺治帝下诏从其议。八月，加范文程少保兼太子太保。九月，年近花甲的范文程上疏，以病奏请休致。
顺治十四年（1657年），范文程的官衔又升了一级，顺治帝派遣画师去范文程家里画了他的像，放在宫内不时观看。
康熙二年（1662年），范文程奉命祭告太宗山陵，趴在地上悲伤的哭，人扶着都不能起来。[13]
因病去世
康熙五年（1666年）八月初二日，范文程因病去世，终年70岁。[1]康熙帝知悉文程病故，亲撰祭文，遣礼部侍郎黄机谕祭，赐其葬于河北怀柔县红螺山，谥“文肃”。完善官制
虽然文馆至天聪十年（1636年）三月才改为内三院正式设立大学士，但在此之前，范文程实际上已被皇太极当作类似此职之亲信内臣来使用，经常被召入宫，与皇太极密议军国要事。[15]因此，当初编汉军旗时，廷议首推范文程。后来任固山额真，而皇太极却不愿让其离开文馆，曾下谕：“范章京才堪胜此，但固山职一军耳。朕方资为心膂，其别议之。”天聪九年（1635年）二月初七日，皇太极因汉官及诸生动以立即兴师伐明陈奏，认为此议不妥，系“不达时势之见”，“乃小人之浅见”，下谕给刑部承政高鸿中及文馆宁完我、范文程等人，对这种意见予以批评，指出此时“人心未及安辑”、“城郭未及修缮”，不能盲目动兵。将来时机到了之后，大军伐明，那时明帝如弃京而走，或遣使求和，是追击逃帝，还是围攻京城，是允和还是拒和，对其人民如何安置，对八旗贝勒等人之贪得之心，如何禁止，等等重大问题，令范文程等“酌议疏奏”。
缓和局面
崇德六年（1641年）皇太极因为多尔衮兄弟的错误十分生气，多尔衮等人虽然引咎自责，但并不心悦诚服，君、王、将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多尔衮身为正白旗旗主、和硕睿亲王，“统摄”吏部，其亲弟为镶白旗旗主、和硕豫亲王多铎，其同母之兄阿济格是英郡王，三兄弟拥有二旗，皆骁勇善战，军功卓著。安平贝勒杜度、公硕讬，是礼亲王代善所辖正红、镶红二旗系统中的实力人物，代善遭皇帝压抑，心怀不满。固山额真阿山、谭泰等二十余名官员，皆是开国有功之战将。统治集团中这样多的人员与皇帝长期不和，将会带来严重恶果。
范文程此时已是久经锻炼智谋高超蒙帝宠信之大学士，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于四月初五日偕大学士刚林、学士额色黑奏称：“国中诸王贝勒大臣，半皆获罪，不许入署，不准晋谒皇上，他们回家日久，又将去锦州更替郑亲王，对明作战，“各部事务，及攻战器械，一切机宜俱误”，望皇上息怒，令其入署办事。皇太极允准，诸王贝勒大臣“遂各赴署办事’。范文程为协调皇帝与诸王之间的紧张关系，立下一功。
笼络民心
清军攻占北京之后，多尔衮面临一个异常复杂的□□面。明朝的京师，在短短的43天里，先后被李自成和清军夺取。历史发展之迅速使世人瞠目。明朝的忠臣遗老、投降李自成的官吏、未来得及撤走的起义军、饱受战祸的黎民百姓，几百万人混杂在北京。怎样收拾这个残局？首先，多尔衮听从了范文程的建议，下达了“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的命令。一时间初步稳定了民心，使众人无不悦服。同时郑重宣布“本朝定鼎燕京，天下罹难军民，皆吾赤子”，以安定民心。[8]
多尔衮忙于军务，范文程被推到了前台。他以政治家的胸怀，抱着治世的夙愿，化敌为友，争取大批汉族官吏和民众的信任，宣传施以“仁政”，并且“颇爱百姓”，自己现身说法：“我大明骨，大清肉耳。”范文程当时“每日坐午门右决事”，他是清政府的实际组织者，他不得不“昼夜在阙下，事无巨细应机立办”。[8]
开科纳才
饱受战争创伤的年代，百废待兴，这时候需要大批的人才来建国兴国。范文程向皇太极建议，通过办学校和进行考试选拔人才。而其实在文馆的时候范文程就招收辽东当地的青年做学生，每年举行考试，分为三等。到了天聪三年（1629年）在范文程的建议下，后金就进行了第一次考试，满、蒙、汉族知识分子积极参加了考试。到了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就真的搞起了科举，仿效明□□法，“中试为举人”。这样就为日后的发展，准备了人才。这次考试大约有数百人参加，录取了228人。到了崇德六年（1641年）六月时，范文程又建议，在满族、蒙古族和汉族知识分子中，考取秀才和举人。皇太极批准这个建议，并且提出了“从公考校”的要求。一个月后，录取了满族举人二人、蒙古族举人一名、汉族举人四名，其余分为一、二、三等不同。在短短的几年间选拔、考取了数量可观的人才，特别是青年。这些知识分子，忠于清朝，成为许多大衙门的骨干力量，也是清统一全国的重要力量。[8]
范文程还大胆地提出，治理天下首先在于会用人，他针对清朝重满族轻汉族和任人唯亲大搞宗派的弊政，建议朝廷各部院大臣都要推荐人才“不论满汉新旧，不拘资格，不避恩怨，取真正才守之人”去充当各级官吏。范文程这样选拔、培养人才，博得了顺治皇帝的赞许。[8]
经济
范文程制定了清朝的税收政策。在连年战争中，农民军将明末的官府饷册通通烧毁，只剩下万历年间的旧册。范文程入京之后，即招集各部胥吏，征求册籍。有人建议于地方搜寻明季新册，范文程拒绝其议，说：“即此为额，尤恐病民，岂可更求。”所以以万历旧册为依据，照此征收田赋。
多尔衮听从范文程之言，于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十七日谕告全国官吏军民，宣布废除三饷：“前朝弊政，厉民为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复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远者二十余年，近者十余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兹哀尔百姓困穷，夙害未除。为尔下民请命，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各该抚按，即行所属各道府州县军卫衙门，大张榜示，晓谕通知，如有官吏朦胧混征暗派者，察实纠参，必杀无赦。”十月初十日，顺治帝颁行的即位诏，又再次宣布：“地亩钱粮，俱照前朝会计录（即万历年间的会计录）原额，自顺治元年五月初一日起，按亩征解，凡加派辽饷、剿饷、练饷、召买等项，悉行蠲免。”有清一代，田赋基本上没有加派，实奠基于此，这一安抚百姓的制度的确立和坚持，与范文程是分不开的。
民族
范文程为了把满汉民族矛盾掩盖起来，化敌为友，曾说大清江山“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国也”，并且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这一点。进京之后，范文程就建议并得到批准，由清政府主持为崇祯皇帝及皇后、皇妃发丧。为了安定天下百姓。[8]
范文程很注意争取汉族文人的归顺与合作，大力起用废官闲员，征访隐逸之士，让他们为官作宦，治政教民。顺治二年（1645年）南京攻下后，范文程上疏：“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今宜广其途以搜之”，请于顺治三年、四年再次举行乡试、会试。帝从之，于是“江以南士子毕集，得人称极盛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