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杭州通判一职，苏轼私底下也在盘算，只要能离开死气沉沉的衙门，离开王安石当局的视线范围就行。何况，杭州也是一个好似天堂的所在。
诏命下达后，苏轼一家开始准备搬家，先去宛丘（即今天的淮阳县，古时又称陈州，位于河南省东部的周口市）苏辙那里住上四五十天，等天气凉爽后在动身前去杭州赴任。
苏辙此时正在陈州当教授，不是今天吐槽的所谓“叫兽”，而是地方教育机关的管理人员。
虽然说宋代对官吏赴任的时限有着明确的规定，比如说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正常的权力交接，规定诸府诸路的到任时限，逾期违限将会被惩罚。诸位官员，限满不至者，有“一日笞十，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此外，为了防止官员假借生病拖延赴任，还专门制定了监督机制。
但是，在实际的操作层面，朝廷对此的执行力度却没有那么的严格。以至于我们常常在各种文本中看到，如欧阳修、陆游等官员的赴任时间远远地超过了规定，而他们却能依旧从容悠闲地走亲访友、观山游景。
所以说，苏轼决定现在到陈州苏辙那里住上四五十天，还是有着先例或是理论基础的。
至于这次的朝廷任命，起初苏轼请求外任时，根本无法也不敢言明自己要求去哪个地方，只能是听任朝廷的统一安排。宋神宗刚开始是准备让苏轼充任一州之守的，但中书省不同意，其原因也不外乎是怕苏轼不会好好地去执行王安石的新法。
中书省的意见是苏轼出任颍州（今隶属于安徽省阜阳市）通判，可拟奏递上去后，朝廷批示：苏轼出任杭州通判，杭州通判与知州一个级别，只是在人事关系上处于二把手的角色。说来说去，还是不想让苏轼拥有实权罢了，这一点苏轼自然是心知肚明。
好在杭州城内外风景如画，美不胜收，正合苏轼的心意。也就是这一决定，使得杭州西湖与苏轼产生了不可分割的关系。
想到很快就能见到弟弟苏辙了，苏轼心中一阵喜悦。苏辙到陈州出任学官以来，所有的情况自己也是仅从苏辙的两首诗《初到陈州》中了解到的，“谋拙身无向，归田久未成。来陈为懒计，传道愧虚名”。
而苏轼觉得在京师这三年，自己过的也是浑浑噩噩，“闭户时寻梦，无人可说愁”（《次韵子由初到陈州二首其一》）。这是一种轮回，人在将要离开某地时或者人将要离开人世之际，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初来乍到的时候。据说，很多垂暮之人在弥留之际，脑子里会突然想起自己处在襁褓里的情景。离开蜀地家乡已经三年，苏轼好像是自言自语，又好像是说给苏辙听的，“旧隐三年别，杉松好在不？”（同上）家乡的杉树及松树都还长得好吗？
离开京师前，苏轼还想起了自己的大表哥文同，那是因为苏轼在朋友家里的屏风上又看到了文同画的竹子。
表哥所到之处，诗不离口，竹不离手。来到京师不到一年，就自请还乡任职。而表哥那严肃冷峻得能让人安静下来的表情，也随着表哥的离开而不能见到了。因此，自己只能是望竹兴叹了！
宝月大师惟简与苏轼一向是过往甚密，所幸，青神县青年老乡蔡褒（字子华），还有一位叫史厚的秀才从成都来到京师，带来的了宝月大师的信件。
蔡褒，我们在前文中提到过。而这位史厚同志，是苏轼舅舅程之才的女婿，程之才被苏洵指责为害死了苏轼姐姐苏八娘，因此两家目前还是不上门的。但是，苏轼因为天生豁达，又因为这位史厚秀才与自己并没有什么过节，因此说还是以礼相待的。
两位老乡给苏轼带来了宝月大师的书信，信中说得知苏轼如今身体康健，一切平安。苏轼欣喜之余，给宝月大师回信介绍了自己的情况，无非是请求外任的事已经得到了朝廷的恩准，不日将出任杭州的通判之职。但是，赴任前要先到陈州与苏辙一家团聚一段时间，计划到九月天气凉爽下来之后才动身赴杭州任，等等。
动身前，得知筠州（今江西省高安、宜丰、上高等市县地）人刘恕要回家乡出任监南康军酒，苏轼写诗送之。
这位刘恕，字道原，也是一位官二代，同时也是一位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铁杆，与苏轼兄弟同是一条战线上战友。其父名刘涣，字凝之，欧阳修的同学（同科进士），初为颍上令，后因刚直不屈，弃官而去，归隐庐山三十余年。
就是这样一位官二代，笃好史学，上下数千年的历史，座上不翻书即可对答如流。以至于司马光老先生在编写《资治通鉴》之时，英宗让司马老先生挑选人才，司马公对英宗说，我们的馆阁之中，人才是不少，但是专精史学者，我就选刘恕一人而已。
在协助《资治通鉴》至书成之后，司马光数次推举刘恕的居功至伟，但是刘恕却英年早逝了。死前家中一贫如洗，却不肯向别人索取一分一毫。冬日里家中无一御寒的用具，司马光得知后派人送去棉衣被褥，但都被刘恕悉数封还。后来，已告归南康的刘恕遥隶局中，为了与司马光面商修书事宜，于熙宁九年(1076)不远千里，又风尘仆仆前往洛阳。
在此前南归的途中，刘恕不幸遭母丧，悲痛欲绝，兼之一路风寒，不久就得了风挛疾，右手足偏瘫。
可病魔并不能夺去他着作史书的坚强意志。虽卧病在床，仍然“苦学如故，少闲，辄修书，病亟乃止。”除负责所编的《通鉴》长编未完稿外，原计划撰写的《通鉴后记》也没完成，便赍志而殁了。
这是后话。
刘恕原先与王安石也曾有过交情，后来王安石执政时，刘恕尚在馆阁中任职。王安石本打算让刘恕出任条例司，但刘恕却坚决地回绝了。
刘恕曾批王安石道，天子把国家的大政方针交付给他来施行，本来就应该先恢复和弘扬先古的尧舜之道，而他却改弦易张、背道而驰，把利益放在了首位。
那时候，王介甫权势震天、不可一世，多数人都不敢得罪他，而刘恕却气愤不已，当面去向他理论，说他的新法多么的不合时宜、不得人心，并劝他早日恢复旧制废除新法。以至于王安石被气得面色如铁，刘恕却毫不在意。在人多的场合，明知有王安石的门生在侧，也是畅所欲言、无所顾忌，最终便与王安石绝交。
刘恕也因得罪了王安石，自度京师难留，便请求到南康(今星子)监酒税，归养自己的父母。
这次的归觐南康军，乃是刘恕以归乡侍奉老父亲的名义，向朝廷求了个监南康军酒的差事，远离朝廷的无奈之举。
监酒税，宋代针对于酒的生产和贸易制定的相关税收，对酒实行禁榷和专卖而设置的职位。三京之地由官府造曲卖与人酿造，购买曲货多者，准令开店酤酒，三年为期，三年期满再以购货多者承替。宋代官府也在城内置务酿酒官卖或县镇乡间由民自酿，官府征税。
话归正题。
当苏轼得知刘恕的任命后，作为同道兼知己，一口气写下了一首十四韵的送别诗。
在当时的政坛之下，三十六岁的文化人苏轼正是年轻气盛的年龄，面对王安石的一意孤行，在诗中指桑骂槐的心情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在诗中，苏轼将王安石比作是汉代的酷吏张汤，用孔融比刘恕，“孔融不肯下曹操，汲黯本自轻张汤”（《送刘道原归觐南康》）。
日后，苏轼的这首诗被人告发，说苏轼是借史事来诋毁王安石，不过，这些有感而发的诗作，也确实给苏轼的政治生涯带来了危机，以至于后来遭受的牢狱之灾。
后世处于统治阶层的纪晓岚先生，每每读到苏轼的这些所谓的“反诗”，都会深表惋惜甚至会加以诋毁。殊不知“文忠”二字，皆是从这一片悲愤中来的。而自古以来能完全担当起这一称号的人士，真是少之又少！
熙宁四年（1071），杭州钱塘人沈括守丧期满，进京述职，。
这是自熙宁元年（1068）八月母亲病逝，任馆阁校勘的沈括辞官护送灵柩回钱塘后的重返朝堂。此番进京述职后，得到神宗和王安石的器重，被任为检正中书刑房公事。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任命，沈括可能是为了自己的仕途对王安石投其所好了。
不得不说的是，沈括的出现，使得这位“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与苏轼有了交集。
我们都喜爱有着浓厚人文情怀的苏轼，但是沈括兄弟（兄长沈披）的科学精神也同样地令人敬仰。我们不知道后来的沈括为什么要陷害我们的主人公苏轼，但那些历史的恩怨早已都烟消云散了。
沈括，字存中，号梦溪丈人，浙江杭州钱塘县人，也是一个官二代，北宋政治家、科学家（注意，这在北宋的文人圈子里是极其少见的头衔）。他被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曾推动了中国科技大发展，代表作有《梦溪笔谈》《良方》《灵苑方》等。
沈括大苏轼五岁，早苏轼一年进入崇文馆，于是在苏轼进入崇文馆史馆后，两人便成为了关系比较好的同事，他们还有着一个共同的好朋友李之仪。
他们一个善文，一个工巧，都是各自领域里的佼佼者。
但就是这么一位同事关系的人，却成了差点要了苏轼老命的“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沈括进入官场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他在嘉佑八年（1063）考中进士后，历任多个普通地方官。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技术类和文化类的工作占据更多比重，例如参与科技发明和文化编纂。正因为如此，沈括在重文抑武的北宋年间，官路就显得略显曲折。
为了能够在官场中赢得一席之地，沈括选择投靠当朝的权臣王安石，成为其变法派的附庸。
当时，王安石变法引发了巨大争议，多方势力角逐不断，而像沈括这样坚定支持新法的官员在实现其个人利益和政治理想的过程中，不得不采取极端手段。沈括在王安石二次拜相后相继承担重要职务，包括负责疏浚汴河、规划皇帝祭祀天地的《南郊式》等。
然而，沈括并非一个“书呆子”式的理工男，从乌台诗案的发端可见一斑。
这不，苏轼反对新法的帖子刚递到汴京，不久后，沈括便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地方考察新法的推行工作。路过杭州的时候，沈括还跑到苏轼那里喝茶聊天去了。
其实，他哪里是来找苏轼喝茶叙旧的，他分明是来收集苏轼反对新法的证据的。
可胸无城府的苏轼不知道沈括的来意，他只知道来的是他昔日的同僚，两人多年未见，苏轼热情地招待了沈括。两人喝酒唱诗，谈天说地，好不快活。
沈括走后，苏轼又先后调任密州、徐州知州。在地方任职的八年时间里，他革新除弊，因法便民，做出了不少政绩。
但他每到一处，也宣传了不少新法的弊端，写了很多批评和讽刺新法的诗文。而他的这些举动，早已传到了新党的耳朵里，并被怀恨在心。
话说当年沈括带着苏轼赠送的诗文回京后，马不停蹄地将苏轼诗文里讽刺新法的诗句，誊抄下来上表朝廷，但当时神宗和王安石都暂未采纳。可能是时机不到，直到后来沈括的这些所谓的证据就起了大作用，苏轼也因此差点命丧黄泉。
按理说沈括和苏轼曾为好同事，他为什么要告苏轼的御状呢？虽然没有告赢，但行为多少令人不耻了。
沈括是新法红人，与苏轼是敌对阵营。在宋朝那个党争激烈残酷的大环境下，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他告苏轼的小黑状，也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