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灭吴与统一全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事件，标志着自东汉末年以来长期分裂割据局面的初步终结，为中国的再次大一统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过程涉及众多政治、军事、经济与外交等多方面因素的复杂交织与相互作用，深刻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格局与各方势力的兴衰消长。
曹魏后期，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司马氏家族逐渐崛起并掌控了政权。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成功击败曹爽集团，为司马氏专权开辟了道路。此后，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相继接力，进一步巩固了司马氏在曹魏内部的统治地位。司马昭掌权期间，其野心勃勃，意图代魏自立，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尚未统一的蜀汉与东吴。蜀汉在诸葛亮去世后，政治和军事上逐渐走向衰落。姜维虽多次北伐，但蜀汉国力损耗严重，且内部政治斗争不断，宦官黄皓弄权，使得朝政混乱。司马昭看准时机，于公元 263 年派遣钟会、邓艾等将领率大军伐蜀。钟会在正面战场与姜维对峙，牵制住了蜀汉的主力部队，而邓艾则出奇兵偷渡阴平，穿越地势险要、人迹罕至的山区，直捣蜀汉腹地。刘禅在成都面对邓艾的突然兵临城下，惊慌失措，最终选择投降，蜀汉就此灭亡。蜀汉的灭亡使西晋在统一全国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大步，不仅增强了西晋的国力与威望，还打破了三国之间原有的战略平衡，使东吴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
在灭蜀之后，司马昭本有进一步伐吴统一全国的计划，但他却在公元 265 年病逝。其长子司马炎继承晋王爵位和司马氏家族的政治遗产，并于同年逼迫魏元帝曹奂禅位，正式称帝，建立西晋王朝。司马炎登基后，在巩固内部政权的同时，也开始着手规划灭吴统一大业。
从政治层面来看，司马炎建立西晋后，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与稳定国内局势。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安抚曹魏旧臣和世家大族，确保各方势力在西晋政权体系内的利益平衡。一方面，他继续沿用九品中正制，保障世家大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地位，以此换取他们对西晋政权的支持。另一方面，司马炎也注重对官僚队伍的整顿与建设，选拔有才能和忠诚的官员充实朝廷各个部门，提高行政效率，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与管理。在对待宗室问题上，司马炎采取了大肆分封的政策，封司马氏宗室子弟为王，并给予他们一定的军政权力，希望借助宗室力量来拱卫皇室，防止类似曹魏政权被权臣篡夺的情况发生。然而，这一政策在后来却引发了严重的内乱，成为西晋政权衰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经济方面，西晋初期推行了一系列促进经济恢复与发展的政策。由于长期的战乱，中原地区经济遭受重创，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司马炎政府鼓励垦荒，颁布法令减免垦荒者的赋税和徭役，吸引大量流民回归土地，开垦荒地，增加农业生产。同时，兴修水利工程，改善农田灌溉条件，提高粮食产量。例如，在一些地区修建了灌溉渠道、堤坝等水利设施，有效保障了农田的用水需求，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此外，西晋政府还重视商业的发展，采取措施整顿市场秩序，促进商品流通。在一些重要城市和交通枢纽设立商业集市，鼓励商人进行贸易活动，推动了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这些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得西晋在灭吴之前国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提供了物质基础。
在军事准备方面，西晋自司马昭时期就开始谋划对吴作战的战略部署，司马炎继位后更是加快了这一进程。西晋在蜀地和长江上游地区积极打造水军力量，训练水军将士，建造战船。由于东吴凭借长江天险长期割据一方，拥有强大的水军，因此西晋若要灭吴，必须建立一支足以与之抗衡的水军力量。在将领选拔上，司马炎任用了一批有才能、经验丰富的军事将领，如羊祜、杜预、王濬等。羊祜长期在荆州前线负责对吴军事事务，他在任期间，采取了恩威并施的策略。一方面，他积极加强军事防御工事的建设，训练士兵，提高军队战斗力；另一方面，他对东吴边境地区的百姓采取怀柔政策，减轻赋税，发展贸易，赢得了当地百姓的民心，使得东吴边境地区的军民对西晋逐渐产生好感，甚至有不少人前来归附。羊祜还注重情报收集工作，对东吴的军事部署、政治动态等了如指掌，为西晋制定对吴作战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
杜预则是一位博学多才、精通军事谋略的将领。他在接替羊祜出任荆州都督后，继承和发展了羊祜的战略思想，进一步加强了西晋在荆州地区的军事力量。他积极筹备粮草物资，训练士兵，同时对东吴的军事弱点进行深入分析，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杜预认为，东吴虽然有长江天险，但内部政治腐败，军队士气低落，且防线漫长，难以处处兼顾。因此，他主张多路并进，对东吴实施全面进攻，使其首尾不能相顾。
王濬则是西晋水军建设的关键人物。他受命在蜀地建造战船，训练水军。王濬精心设计和建造了大型战船，这些战船不仅规模宏大，而且装备精良，具有较强的战斗力。经过多年的努力，王濬打造出了一支强大的水军舰队，成为西晋灭吴的重要力量。
在外交策略上，西晋也对东吴展开了一系列的分化瓦解工作。东吴在孙权晚年，政治局势逐渐陷入混乱，内部权力斗争激烈。孙权死后，继位的孙亮、孙休等君主在位时间较短，且未能有效解决国内的政治问题。孙皓继位后，更是残暴荒淫，大兴土木，滥用民力，导致东吴百姓生活困苦，社会矛盾激化。西晋利用东吴内部的矛盾，派遣使者与东吴一些有识之士和将领进行秘密联络，试图劝降他们，或者在东吴内部制造混乱与分裂。例如，西晋与东吴的一些将领暗中勾结，让他们在关键时刻倒戈或者按兵不动，削弱东吴的抵抗力量。同时，西晋还在东吴边境地区散布谣言，宣传西晋的强大与东吴的衰败，动摇东吴军民的信心，从心理上瓦解东吴的防线。
经过多年的精心准备，西晋于公元 279 年正式发动灭吴之战。司马炎共派出六路大军，从不同方向对东吴发起进攻。镇军将军、琅琊王司马伷率军自下邳向涂中方向进军；安东将军王浑自扬州向江西方向出击；建威将军王戎自豫州向武昌方向进军；平南将军胡奋自荆州向夏口方向进攻；镇南大将军杜预自襄阳向江陵方向进军；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唐彬率领水军自巴蜀顺江东下。六路大军齐头并进，对东吴形成了全面包围之势。
战争初期，西晋各路大军进展顺利。王濬率领的水军顺江而下，势如破竹，先后攻克西陵、荆门、夷道等东吴沿江重镇。由于王濬的水军战船高大坚固，装备精良，且西晋水军将士训练有素，在水战中占据了明显优势。东吴的水军虽然也奋力抵抗，但难以抵挡西晋水军的强大攻势。在长江上游的战斗中，杜预率领的中路军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杜预大军包围江陵，江陵是东吴在长江中游的重要军事据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杜预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一方面对江陵城进行围攻，另一方面派遣部队阻击东吴的援军。经过激烈战斗，杜预成功攻克江陵，打开了通往东吴腹地的门户。
在长江下游地区，王浑率领的东路军也在稳步推进。他在江西地区击败了东吴的守军，逼近长江北岸。而此时，东吴皇帝孙皓派遣丞相张悌率领三万大军渡江迎战西晋军队。张悌企图在长江北岸与西晋军队决战，以挽回败局，但东吴军队此时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在与王浑的军队交战中，东吴军队大败，张悌战死。这一战役使得东吴在长江下游的防线彻底崩溃，西晋军队得以顺利渡江。
随着西晋各路大军的不断推进，东吴内部陷入了极度混乱。孙皓的残暴统治使得东吴军民对其失去了信心，纷纷投降西晋。公元 280 年，王濬率领的水军率先抵达建业城下。孙皓见大势已去，被迫出城投降。至此，东吴灭亡，西晋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
西晋灭吴与统一全国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从政治上看，它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长期的分裂局面，实现了中国的再次大一统，为国家的政治稳定和中央集权的加强创造了条件。统一后的西晋能够集中力量进行大规模的政治改革与制度建设，如制定统一的法律、推行统一的行政管理制度等，促进了政治制度的规范化与统一化。在经济方面，统一消除了地区之间的贸易壁垒和军事冲突，有利于全国范围内的经济交流与合作。人口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劳动力资源得到更合理的配置，促进了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例如，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可以传播到南方，南方丰富的物产也可以运往北方，推动了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从文化角度而言，统一促进了文化的融合与交流。不同地区的文化在统一的国家框架内相互碰撞、吸收，形成了更加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儒家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与发展，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也迎来了新的繁荣与发展契机。
然而，西晋统一全国后的局面并非一帆风顺。西晋在建立之初就存在着诸多内部问题，如九品中正制导致的阶层固化、宗室权力过大引发的内乱隐患等。在灭吴之后，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加剧。西晋统一后不久，统治阶层迅速陷入了奢靡享乐的风气之中。司马炎带头奢侈浪费，后宫佳丽众多，生活极度奢华。各级官员纷纷效仿，贪污受贿成风，政治腐败现象日益严重。这种腐败现象严重侵蚀了西晋政权的根基，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和行政效率。同时，司马炎分封宗室子弟为王的政策在他死后引发了八王之乱。八王为了争夺中央政权，相互混战，使得西晋国内陷入了长期的战乱之中，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北方少数民族趁机入侵中原，西晋政权在内外交困之下迅速走向灭亡，中国历史再次进入了动荡不安的时期，即东晋十六国时期。
西晋灭吴与统一全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它展示了西晋在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多方面的努力与成就，实现了国家的短暂统一与繁荣，但同时也暴露出西晋政权内部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这些问题最终导致了西晋的灭亡，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