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决定，我要结束这段旅程，从我伤心处。在苏轼十二岁那一年的春天，他和众弟子拜别了天庆观，拜别了恩师张易简，踏上了来时的路。
“现在我将进入这种场景／再次重新呼吸／超凡脱俗／用自己相似的躯体／留下一个相似的时辰／安定地／被蓝色的梵烟笼罩...”（王学芯《在抵近寺庙的路上》）山门外，时在破晓，霜落茅檐，迷雾中溪边庙观隐去大半。众弟子一一走过张易简，饯别不忍舍。来接的家人带着仆人，携琴、剑、书籍，迤逦在路。苏轼下拜后，道士张易简执其手嘱咐道：“众妙为妙。子必异日有天庆观之游，惜我未能待子之来。”
漂离，漂离，带着恍惚带着记忆，带着风铃之声。苏轼再回天庆观，已是北宋元丰三年（1080），重来时不是王者，而是谪居。观也非眉州，而是黄州天庆观。时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苏轼在给好友黄定国去信说：“......非久东至，已借得天庆观道堂三间，燕坐其中，谢客四十九日，虽不能如张公之不语，然亦长阖户反思，相当有深益也。”
回我少时书堂，那里竹柏杂花满亭，那里鸟巢低枝，俯身能见桐花凤。（苏轼《记先夫人不残鸟雀》）《幺凤》云：桐花凤，鸟名。羽五色，状如传说中之凤鸟而体形较小，故名。又因其常于桐花开时集于桐上，也称桐花凤。”
回我小南轩，
临水为花开，
岁月不知老，
家有雏凤凰。
回我藏书室，“予幼师事先君，听其言，观其行事。今老矣，犹志其一二。先君平居不治生业，有田一商铺，无衣食之忧，有书数千卷，手缉而校之，以遗子孙，曰'读是，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此孔氏之遗法也。'先君之遗言，今犹在耳。其遗书在椟，将复以遗诸子，有能受而行之，吾世代被其恩泽矣！”（苏辙《藏书室记》）
苏轼苏辙回到了纱觳行，五亩园，父母家乡，无依无靠的灵魂再不急于赶夜路：元佑八年八月十一日将朝尚早，假寐，梦归縠行宅，遍历蔬圃中。已而坐于南轩，见庄客数人方运土塞小池，土中得两芦菔根，客喜食之。予取笔作一篇文，有数句云：“坐于南轩，对修竹数百，野鸟数千。”既觉，惘然思之。南轩，先君名之曰“来风”者也。
儿子来归，老泉兴奋得直搓手，一会儿望望前亭，一会儿看看后院，感觉到处都是太阳。“倚床听他两个儿子的悦耳读书声，'遂令高卧人，欹枕看儿戏'。他的两眼注视着天花板，其心情大概正如一个猎人射了最后一箭而未能将鹿射中，仿佛搭上新箭，令儿子再射一样。孩子的目光和朗朗之声使父亲相信他们猎取功名必然成功，父亲因而恢复了希望，受伤的荣誉心便不药而愈。”（林语堂《苏东坡传》）
生活和愿望总是会合成金，需用虔诚打造一把未来的信仰和钥匙。老泉知道眉山的松涛，岷江的芳魂并不能蜕去精神的鄙陋和生活的沉重，一枚铸铁要想成为光的主人，让“月色失去光芒，凌空的雁阵忘却滑动的翅膀”，还须胆色的锤炼，意志的煎熬。几年天庆观的提纯，他要儿子们和自己对应，他要摸摸他们的功力多高多深。几天后，他给苏轼布下一篇作文，题目叫《夏侯太初论》。
夏侯玄，字太初。曹魏时安徽亳州人，与何晏等人开创魏晋玄学，是早期玄学领袖。太初仪表出众，时人目之“朗朗如日月之入怀”，与毛皇后弟弟毛曾共坐时，毛曾靠着他就像芦苇靠玉树。人有雅量，《世说新语笺疏·雅量第六》引《语林》道：夏侯泰初从魏帝拜陵，陪列于松柏下。时暴雨霹雳，正中所立之树。冠冕焦坏，左右睹之皆伏，泰初颜色不改。
太初出世，象云朵在无限的江山上空自由来去，二十岁即为散骑黄门侍郎。散骑侍郎为秦初设，是为皇帝身边近臣，职位不见多高，因其可传递诏令而被臣僚格外重视。身世显赫让其性格中天生缺少自保求生的隐忍，临水自照成为积习，为司马师所害。
才性四本论是魏晋玄学清谈的重要命题。《魏志》云：“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别，才性离。”在人才的选拔和使用上，德性与才能是德才兼顾，还是德才分离，唯才是举还是唯德是举。夏侯玄既主张才性离，又承认才性同，才性的同异离合，相反相成，与正始玄学糅合儒道，打通天人合一的哲学努力相一致：“夫官才用人，国之柄也。故铨衡专于台阁，上下之分也；孝行存乎里巷，优劣任之乡人，下之叙也。”朝廷用人，权在朝廷，也要考虑推荐者的意见，但推荐不得干预用人。
苏轼从藏书阁中选了《三国志》、《世说心语》等几本有关魏晋的书，在孤独燃烧的红烛下，面对窗格外月黑风高，收起孩子气的易喜易怒，在经书中度过三月，去踩九月的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