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怀王熊槐是一位重视法治的君主。一方面，他关注法律的制定，曾经任用屈原草拟、发布宪令，使楚国一度富强，屈原的《惜往日》开篇就回顾了当时的场景。在楚怀王当政时期，楚国已经有了完备的成文法典来指导法律的执行。楚国在民事、刑事、行政、军事等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已经使用法律来调节与控制，并已形成了严密的司法审理流程。另一方面，熊槐也对司法环节表现出关切。当时，下层官员可以越级将刑事告诉怀王，熊槐会亲自过问，有的案件他甚至会亲自审理并作出判定。
在这样的背景下，楚国境内一度十分安定，故有“楚治”之说。
同时，楚国与列国相似，实行郡县制与封君制并行的制度。怀王时期，楚国的中央集权程度进一步加深：在郡级层面，楚怀王熊槐在已有的宛、巫、黔中三郡基础上，又在汉中、江东、新城设郡，加强了对边境和新征服地区的管控。在县、封地级层面，封君的权力较战国初期大幅削弱。封君的行政、司法、军事活动都受中央节制，其属官直接对中央的同职能部门负责，并且封君还受到中央委派的监察官吏的监督。封君的封地小于县，性质则越来越与县趋同了。在基层管理方面，户籍管理更加严格，并出现了官与民、民与民相互担保的制度，从而强化了对基层民众的控制。
但此时楚国的地方管理制度也呈现出一些弊端。与他国相比，楚国封君小而多，并且可以世袭，其地方势力仍不可忽视。这时的封君经济特权过大，除封地食税权、部分免税权外还新出现了食禄州，攫取了大量地方财政收入，使国家积贫积弱。此外，当时楚国设郡区域有限，而县制下又兼有邑制、里制，尚未达到严格的统一。这些问题都给楚国的中央集权带来了一定的阻碍。
楚怀王当政时期，朝廷贪腐之风横行，一些贵族大臣“厚赋敛于民”，压迫百姓。此外，楚廷还存在着言路壅蔽、结党请托、妒能害贤等问题。面对这一情况，楚怀王任用屈原，以“励耕战、举贤能、反壅蔽、禁朋党、明赏罚、移风易俗”为纲领进行改革。但由于熊槐耳根子软，又缺乏坚定的改革决心，这次改革在权贵集团的抵抗下最终以失败告终。
楚国人才济济，既有昭阳、景翠、景阳、屈原、召滑、昭鱼、昭雎、景鲤、屈匄、唐昧等本土士人，又有陈轸、杜赫、吾得、苏厉、郑强等客卿。但是，怀王朝的党争非常激烈。首先是清、浊流大臣长期倾轧争斗，例如屈原曾因上官大夫的谗言而见疏，最后远离朝堂；垂沙之战后，苏子劝告熊槐“无听群臣之相恶也，慎大臣父兄，用民之所善”，则反映了这一斗争的持续。其次，楚廷对部分客卿表现出排外态度，惠施曾经流落到楚国，楚王熊槐不予留用；陈轸曾在楚国任职，但朝中权贵“欲公之去也”，陈轸最后也不得不出走齐国。这些人才的流失，无疑会对楚国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除此之外，大臣间还有其他私怨，例如陈轸与杜赫之间的龃龉。苏子所言“无妒而进贤，未见一人也”，虽有夸张之嫌，也反映了楚廷的政治斗争非常普遍，到了危及国家的程度。
在权贵腐败以及朝廷党争的双重影响下，楚国爆发了庄蹻之乱，造成了“楚分为三、四”的严重后果。
怀王时期，楚国的经济十分发达。在农业方面，土地私有制进一步流行，私有的田地已经可以买卖，产权受到官方保护。为了支持农业发展，这时的楚国出现了农业信贷制度。地方政府向中央申请贷金、贷种，中央经审查后酌情批准，用于扶助农民播种或灾害赈济。熊槐亦曾亲自过问并制定贷种。在这些举措下，到了怀王中期，湘水流域已成为楚国的粮仓，有“雠、庞、长沙，楚之粟也”之称。而云梦泽的特产橘、柚，也成为《橘颂》的创作灵感之一。
手工业方面，这时官营的、私营的、集体的、个体的、家内的手工业并存。其中，楚国着名的冶铁中心宛城因出产优质铁器而闻名遐迩。商业方面，水陆交通的发展为商业运输提供了便利，郢都、宛、陈等都市皆已成为有名的商业城市。除了与中原的贸易，楚国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海外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得益于商业的发展，关税已成为国家的重要财政收入之一。楚怀王熊槐还巧妙地利用税收政策调控经济发展，他在偏远些的淮南地区和湘沅诸水流域为鄂君商旅提供免税，从而引导商人进入这些后进地区，用扩大贸易额的方法带动当地的经济开发。
楚怀王熊槐本人喜好文学，也鼓励楚国的文艺创作。齐开庄衢之第，楚建兰台之宫，类似于齐国的稷下学宫，楚王熊槐已经有意选拔人才在兰台宫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讲学了。相传楚怀王每年都在湘山举行宴会，命群才创作辞赋和音乐。楚国官方对文学的重视，客观上有益于楚辞艺术的发展。
战国时期，出于奖励军功等目的，爵秩制度普遍推行，其中以秦为最。而楚国的爵秩等级分为五等，分别是列侯（又称通侯）、执珪、执帛、五大夫和七大夫。在当时，楚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在垂沙之战时仍有“鲛革犀兕以为甲，鞈坚如金石；宛钜铁矛，惨如蜂虿；轻利僄遫，卒如飘风”之称。但楚军却也存在军心不稳、无法死战的问题，这与楚王的宽容和对法令不严有关。
楚怀王熊槐时期的大型战争有五场，分别是襄陵之战、五国攻秦之战、丹阳蓝田之战、灭越之战和垂沙之战。
在对秦国方面，楚国主要与之展开了商於、汉中、黔中、新城地区的争夺。而楚怀王对巴蜀地区争夺的疏忽，使得楚国在战略上陷入被动。截至熊槐去世时，楚国未能收复商於，丢失了析、汉中的西半部和新城，守住了大部分黔中。
在对韩、魏方面，楚国的领土也有所缩水。楚国曾三次攻打雍氏，都无功而返，楚国还失去了召陵附近及宛、叶以北的土地。这些地区的丢失，使楚国的南阳地区暴露在敌国的兵锋之下。到楚怀王熊槐去世后五年，宛、叶便彻底被秦国夺去了。
在对齐国方面，楚国与之有着从越、泗上、淮北到薛邑的争端，基本平分秋色。只有在对越作战中，楚军才大获全胜，吞并了越国的全部领土，至此“统一了东南半壁”。
回顾楚怀王熊槐即位之初，他一度春风得意。因为自从楚怀王六年（前323年）亚历山大帝国分崩离析后，楚国便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大国”，疆域最为辽阔。然而此后，楚怀王熊槐却在对中原的战争中屡屡失利，兵挫地削。一是轻视了巴蜀的战略意义，二是外交的屡次失败使楚国两次陷入被三国乃至四国围攻的困境。而丹阳、蓝田之战与垂沙之战的惨败，也直接导致楚国由盛转衰。
外交上，熊槐即位时，正值战国中期、魏国霸权衰微、多强并起的时期，合纵连横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其中，齐、楚、秦三国对“天下之枢”韩、魏的争夺，正是合纵连横的重要体现之一。总的来说，楚国的外交目标，是争夺对韩魏的控制以保证南阳盆地的安全，再在齐秦中争取一方盟友避免被齐秦夹击。但在实践中，却常常事与愿违，使楚国两次沦为各国联合打击的对象。
在对韩魏方面，从楚怀王五年到楚怀王二十九年（前324年-前300年），熊槐屡次尝试用军事、外交手段操纵韩魏，使两国留在自己的阵营中，两次在韩魏置相，三次令韩魏质子来楚，两次发兵干涉韩魏立储，使用威逼利诱等手段拆散秦魏联盟……总的说来，在前期，这些举措一度取得成功，有“纵合则楚王”之称。但到了后期，由于熊槐的多次骚操作使得楚国的国力衰落，丧失了国家信誉，国际影响力直线下滑，其纵长的地位便被齐国取代了，此后楚国的争取往往以失败告终。其中，楚怀王熊槐坐视秦国攻韩魏而不救，是其在韩魏争夺上落败的原因之一。
在对齐、秦方面，楚怀王熊槐多有犹豫和反复。总的说来，楚国在蓝田之战前善齐多一些，在该战后亲秦多一些。在该战前，楚齐须共同应对张仪连横的威胁。但由于熊槐见利忘义，轻信张仪还派人辱骂齐宣王，致使齐楚联盟破裂，秦国再无顾忌，便发动了丹阳之战。究其根本，是楚国缺乏普遍的大一统导向的共识，也没有以此为目标的长远战略规划；因此，楚怀王熊槐后期的外交多为收复或扩张领土的中期目标服务，怀王常常被这些利益诱惑，举棋不定或背叛盟约，难以形成更加长期、稳定的外交策略。
由于楚怀王熊槐的这些失误，加之楚国的强大引起了诸侯的忌惮，楚国在合纵连横的博弈中两次遭到诸侯的联合打击，国力一蹶不振。
纵观起一生，可谓是误国误得荒唐，爱国爱得卓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