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经历
孔有德，生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出身铁岭的矿工家庭，虽不识字，却自幼展现出对弓马的天赋。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势力在东北地区扩张，占领辽阳和沈阳，孔有德与其兄孔有性投奔明朝将领毛文龙，这标志着孔有德军事生涯的开始。
毛文龙在辽东沿海地区组织抗金力量，孔有德参与了着名的镇江大捷，这场胜利在当时提振了明朝士气。随后，孔有德随毛文龙转战朝鲜皮岛，继续对抗后金。在皮岛期间，孔有德与同乡耿仲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甚至结拜为义兄弟，自此“孔耿”之名并称于世。孔有德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让他迅速晋升，最终被毛文龙收为养孙，并赐名永诗，以表彰其卓越的军事才能。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的萨尔浒战役是后金崛起的转折点，努尔哈赤领导的后金军在此次战役中击败了明朝大军，确立了在东北地区的主导地位。此后，后金势力不断扩大，到崇祯年间（1628—1644年），几乎控制了整个东北地区。随着后金的壮大，其对明朝的威胁日益增加，尤其是对山东半岛的觊觎，因为这里是防御后金军南下侵扰中原的天然屏障。
山东半岛的战略位置至关重要，它不仅是连接中原与东北的咽喉要道，也是海上防线的关键节点。随着后金的威胁日益逼近，山东半岛成为了明朝北方边防的最前线。为了防止后金军从海路入侵，明朝在山东沿海加强了防御，而孔有德与耿仲明等人在这一区域的活动，正是明朝边防策略的一部分。他们的任务包括巡逻海域、打击海盗以及随时准备迎击可能的后金海军。
二、吴桥兵变
崇祯四年（1631年）的吴桥兵变，是明末动荡局势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不仅揭示了明朝军队内部的矛盾，也加速了孔有德与耿仲明等人最终投向后金的步伐。这一系列事件始于皇太极率后金军队进攻大凌河城，将祖大寿的守军围困其中。面对紧急情况，孙元化派遣孔有德率领部队进行救援，然而，天公不作美，孔有德的海上救援计划因飓风而受挫，被迫返回。
随后，兵部再次命令孔有德从陆路支援大凌河。孙元化则让孔有德带领八百骑兵前去增援。但是，登州辽东兵与山东本地人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加上沿途百姓的冷淡对待和生活物资的匮乏，导致了军队的士气低落。当孔有德的部队抵达吴桥时，恶劣的天气条件加剧了士兵们的不满。在一次与当地大户王象春家的冲突中，士兵因饥饿而闯入其家中觅食，未付钱款，引发纠纷。孔有德对这些违纪士兵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措施，这反而激起了士兵的强烈反抗，最终导致了吴桥兵变的爆发。
李九成利用士兵的不满情绪，说服孔有德一同反叛。孔有德与耿仲明内外呼应，攻占了登州。在兵变过程中，孔有德自封为都元帅，展现了他意图掌控局面的决心。值得注意的是，孙元化忠于朝廷，不愿参与叛乱，孔有德因此放走了孙元化，显示出其在特定情境下的某种道德考量。
吴桥兵变的发生，不仅反映了明军内部的严重裂痕，还揭示了地方官员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信任危机。孔有德的行动，虽出于对毛文龙被杀的不满和对士兵困境的同情，但也开启了他与明朝决裂的道路。
三、登莱之乱
崇祯五年（1632年），孔有德与耿仲明领导的叛军在吴桥兵变后进一步扩大了他们的势力范围。正月间，孔有德挥师东进，目标直指登州。登州守将孙元化，曾是孔有德的上级，对孔有德抱有招抚的幻想，因此未能及时加强城防。孔有德利用这一点，派遣300名士兵诈降，混入登州城内，与城内的耿仲明里应外合，于夜深人静之际突然发难，迅速控制了登州，俘虏了孙元化以及宋光兰、王梅等多名官员。总兵张可大誓死守城，最终在水城失陷后，选择杀死自己的妻妾以免落入敌手，随后自尽于太平楼，以身殉国。
孙元化虽被俘，但不久逃脱，返回天津，最终还是因叛乱之责而被明廷处死。孔有德的叛军继续扩大战果，黄县也很快落入其手中。面对这一危局，明廷紧急调遣谢琏为副都御使巡抚登莱，同时提拔徐从治为山东巡抚，负责驻守莱州，以阻止叛军的西进。
二月，孔有德的部队开始围攻莱州，徐从治与谢琏组织莱州军民拼死抵抗，同时向朝廷求援。然而，自北京南下的援军总兵刘同柱到达山东后，却因畏惧叛军实力，不敢前进解莱州之围。此时，朝中出现了主抚派的声音，以大学士周延儒为首，主张招抚孔有德，张国臣等官员甚至愿意亲自出面进行招抚。这种犹豫和分歧，无疑给叛军提供了喘息之机，孔有德趁机广纳旧部，连同驻守皮岛的明将陈友德等三千人也加入了叛军，增强了叛军的实力。
面对叛军的攻势，莱州城内的守军在徐从治、谢琏以及知府朱万年的带领下，备足粮草，加固城防，坚守数月。尽管城中资源几近耗尽，但他们拒绝开城投降。明军援兵邓圮、王洪虽已抵达莱州附近，却因朝廷招抚的政策而驻足不前，希望孔有德能够归顺。孔有德利用这一机会，加大了对莱州的攻击力度。巡抚徐从治在城楼上指挥作战时不幸中炮身亡，但他的牺牲进一步激发了莱州军民的斗志，他们誓死守城，即便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也未放弃抵抗，展现出了极强的韧性和忠贞。
四、背明投金
崇祯五年（1632年）至崇祯六年（1633年）期间，孔有德与耿仲明的叛乱经历了从试图与明朝议和到最终投靠后金的重大转折。在莱州围困数月后，孔有德采取了缓兵之计，表示愿意接受招安，以此迷惑明朝官员。然而，当谢琏与朱万年等官员出城谈判时，孔有德突袭，企图一举攻下莱州，但未遂。明军随即集结重兵围剿，孔有德退回登州，面对明军的重重围困，形势愈发严峻。
崇祯六年（1633年），孔有德意识到登州已难以固守，于二月率领近万名叛军突围，弃城登船逃往海上。原本计划夺取旅顺作为根据地，但在黄龙的阻击下，孔有德遭受重创，只能逃至盖州，最终做出了背明投金的决定。孔有德在给后金的降书中表达了对明朝腐败的失望以及对后金领袖皇太极的敬仰，提出携数万兵马、百余艘战船以及全套火炮装备，愿与后金联手，共同对抗明朝。
孔有德与耿仲明于崇祯六年（1633年）四月率部在鸭绿江口与后金军队会合，正式归顺。皇太极对孔有德的到来给予了极高礼遇，不仅亲自率众迎接，还保留了他的都元帅称号，赐予“天佑兵”的称号，使其在后金军中自成一军，享受特殊优待。孔有德带来的红夷大炮和航海技术，极大地增强了后金的军事实力，特别是在旅顺的攻占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1636年），孔有德在皇太极称帝时被封为恭顺王，并作为汉官代表参与劝进仪式。随后，孔有德在清军对朝鲜的征服中充当急先锋，迫使朝鲜向清朝称臣，削弱了明朝在东北的影响力。孔有德在清朝对明朝的后续战争中屡建奇功，成为清朝统一中国的重要助力。
五、攻打南明
顺治元年（1644年），随着清军成功入关，孔有德跟随多铎南下，参与了对李自成残部以及南明政权的军事行动。在清军的强大攻势下，江南各地的抗清斗争逐渐被镇压，孔有德的军事才能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展示。凯旋后，他返回辽阳，继续为清廷效力。
顺治三年（1646年），孔有德被授予平南大将军的头衔，肩负起独立领军的重任，目标是对抗南明永历政权。在这一时期，孔有德率军深入湖南，试图彻底清除南明的残余势力。然而，在桂林的一次战役中，孔有德遭遇了南明将领瞿式耜的顽强抵抗，未能取得预期的胜利。
顺治五年（1648年），孔有德在武昌等候换防期间，正值金声桓、李成栋等反清力量兴起，各地清军向孔有德求援，但他选择按兵不动，这一决策反映了孔有德对战局的审慎判断。回京后，随着南方局势的稳定，清廷计划重新调动三顺王，孔有德主动请求镇守广西，这一举动显示了他对自己能力的信心和对清廷的忠诚。于是，孔有德被改封为定南王，率军两万前往广西，并携带家眷随行。
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孔有德率领清军攻克桂林，俘获了南明重臣张同敞、瞿式耜以及靖江王朱亨歅。最初，孔有德对这些俘虏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甚至以礼相待。然而，当孔有德截获了瞿式耜秘密联络焦琏，企图反攻桂林的密信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孔有德意识到，这些南明残部仍有反抗之心，为了稳固局势，他下令处决了瞿式耜、张同敞，而靖江王朱亨歅也在西门外的一处民房中被秘密处死。
六、身死桂林
顺治九年（1652年），李定国率领的明军西路军在收复湖南大部分地区后，迅速南下，剑指广西桂林，意图一举扭转南明在华南的颓势。面对李定国的强势推进，孔有德深知桂林的防御至关重要，亲自率军前往兴安县的严关，意欲凭借险要地形阻挡明军的攻势。然而，李定国指挥下的明军使用象阵，以气势磅礴的象群冲击清军防线，最终在严关之战中取得重大胜利，清军遭受重创，孔有德只得仓皇撤回桂林。
桂林城内，孔有德下令紧闭城门，准备固守待援。然而，李定国乘胜追击，迅速将桂林团团围住，切断了孔有德与外界的联系。面对明军的猛烈攻势，孔有德的处境日益艰难。到了七月初四，明军架设云梯，开始攻城。在激烈的战斗中，孔有德头部中箭，伤势严重，自知大势已去。为了避免家人受辱，孔有德命令其妻妾自杀，一说他自己亲手拔剑将她们杀害，然后在王府内纵火，向北方向行最后的跪拜礼，随后自刎而亡，以死明志，表现出了作为将领的决绝与忠诚。
孔有德的死讯传至京城，顺治帝深感痛惜，追赠孔有德谥号“武壮”，以示哀荣。孔有德的女儿孔四贞侥幸逃脱了这场浩劫，两年后，她遵照父亲遗愿，护送其遗骸返回京城。顺治帝命令三品以上大臣出城迎接，为孔有德举行了一场隆重的葬礼，体现了对其功绩的肯定和尊重。
孔有德的儿子孔廷训在逃亡途中被明军俘获，最终在顺治十五年（1659年）被李定国下令处决，孔有德的血脉至此断绝。孔四贞则因其父的功勋和自身的幸存，被孝庄太后收为养女，得以在宫廷中长大，成为清朝初期的一位重要女性人物。
结论
孔有德的一生，是那个时代无数武将命运的一个缩影。他的投降与奋斗，不仅体现了个人的抉择与命运，也深刻影响了明清两朝的历史走向。孔有德的军事才能和对清朝的贡献，使得他在清朝初期获得了极高的荣誉和地位，尽管其叛变行为在后世评价中存在争议，但他无疑是那个时代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