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如今的官职并不如司马光,司马光一意孤行,反对并没有做大的作用。
苏辙一直都是主张朝廷不该与民争利,更应关注民生大事,依法治国。
历朝历代的改革变法都是一柄双刃剑,而恰好衡量得失利弊的那一把标尺就是老百姓。
苏辙在右司谏上任八个多月,一共写了七十四篇奏疏,任职期间不畏强权,痛斥奸佞,直言上谏,公正敢言,更是在十一月升任户部侍郎。
户部,是掌管整个大宋人户、土地、银钱、粮食、贡赋、征役等财政大权的二把手,事务繁多且责任重大。
户部官员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苏辙上任后便发现不少模糊不明的款项。
朝之蠹虫,历来不缺。如果今日看他的面子,明日看他的情分,如何管制,如何真正的为民办事。
苏辙向来的观点是依法治国,而不是人治。人性本就有善恶之分,且世人皆有欲望,人性是最不经考量的东西,只有规则和制度,才能约束管制人性。
他为了严控都水监,军器监,将作监的支出,为了遏制这些人一层层的谋利,官官相护,规定了这些部门不再隶属工部。而是转属于户部,让工部只管好工程的好坏和进展速度。
一时之间引起了这些人的强烈不满,可太皇太后与皇帝对此事是大力支持的,那些人没办法,只好忍下。
苏轼与弟弟苏辙自太皇太后高滔滔听政以来,被调回汴梁一同在朝为官三年。苏辙任中书舍人时,哥哥苏轼已经是翰林学士、知制诰,官职比他大了不少。
苏轼掌管内制,负责皇帝发出的召命诰书。
苏辙掌管外制,负责撰拟中书省门下的文告。
内外大权都掌握在兄弟二人手里,可这并不是什么好事,毕竟帝王家对臣子掌握太多的权柄还是心有顾忌的,这一点二人都明白。
苏辙先后数次上书,推辞如今的官职,表示才不配位,但都被拒了。
这日苏轼终于在第五次表示辞官请求外放时,官家应允下来。
兄弟二人聚在苏轼府中的水榭里,把酒言欢。
“子由,为兄这次能去杭州做知州,心中并无不舍,甚至可以说是心之所向。”
苏轼一身宽大的绯色长袍,懒散地坐在亭中的石凳上,举着酒杯敬了苏辙一杯酒。
“兄长,离京后还是要多加小心,谨言慎行。朝廷如今的局势并不明朗…”他叹息一声,五十岁才坐到如今的位置,他还真是大器晚成。回京之后心里是愉悦的,他一直以为他终于可以一展抱负,可现实中担忧大过心中的喜悦。
“唉~”苏轼打断他,眼中露出一丝嫌弃,好像在说你怎么这么扫兴,喝酒也要说这些。
苏辙摇头,无奈的笑了笑。也罢,他们兄弟二人也确实许久没有好好的说说话,扫兴的话不提也罢。
二人这次喝了个尽兴。
苏轼去杭州没多久,苏辙就擢升为翰林学士、知制诰,来年更是权吏部尚书后又改为御史中丞,之后一路高升由御史中丞擢升尚书右丞、任门下侍郎。
苏辙官运亨通八年间,青云直上。官服从绿衣郎变成红袍,又从红袍换成紫袍。
苏辙与他哥哥苏轼在太皇太后高滔滔执政期间,得到了重用。国家的政务主要是针对两点,一是西夏的边防;二是黄河连年因为北流而下造成的灾害。
只是这些问题在随着太皇太后高滔滔元佑八年(1093)九月薨逝后,宋哲宗亲政又来了一个大转变。
只因每个帝王都有一个开疆拓土,创建万世基业的梦想,而万千黎庶所求的是和平安定,生活富足。
十八岁的宋哲宗亲政后,苏轼苏辙二人预感到了朝廷将会迎来一场大变。因为宋哲宗并不赞成祖母高滔滔的政见,更向往他父皇宋神宗变法。
大宋自签订了澶渊之盟以来,宋朝每年都是选择用钱来买和平。只是西夏与大辽不同,他们毫无诚信可言,更是得寸进尺。
西夏党项人李元昊建国称帝后,不断的开疆拓土,使得西夏的疆域达到两万余里。东到黄河一带,西达玉门关,南接萧关,北边更是控制着大漠以及鄂尔多斯草原。
西夏一直不曾停下扩疆的脚步,不管有什么新的举措,他们最终的目标一直都是最富饶的大宋。
自王安石变法之后,宋神宗手底下有了钱,就开始想要试图收回失地。他确实也收回了不少城池,只是收回来的以河湟周边的城池后,与大宋接壤的吐蕃因疆域被吞并,改变了政策。由以往的联宋抗夏,转为了联夏抗宋,直到后来吐蕃与西夏通婚后,关系更是牢不可破,让大宋又多了一个敌人。
元丰五年,西夏大举反攻,要求归还兰州、会州等失地。最终大宋在这次战役中以失败告终,并归还了兰州之地。
那时苏辙一派人思想上与皇帝主战的想法是不一的,他们知道如今的大宋内忧外患根本无力反击周边的其他国家,希望大宋能与西夏、辽国等发展友好的关系,尽量不要兵戎相见。并上书皇帝,不要放松对西夏的防备,定要加强警戒。
苏辙等人此时的提议虽说是保守,却是从整个国家的大局着想。
北宋自石敬瑭割让了燕云十六州以后,先后与辽国、西夏一直摩擦不断,现在又多了一个吐蕃,南边的交趾(今越南北部)见到有机可乘,也想伺机而动,派兵进犯大宋的广西边境,此时的大宋可以说是四面受敌。
宋哲宗亲政后,更是启用了先前他祖母罢免的变法官员,也就是所谓的改革派。对于保守派,如苏轼先是把人贬到了定州,后又流放到了岭南;之后苏辙等旧党官员逐个被清洗。宋哲宗甚至觉得都是因为这些人将疆土归还给西夏,让他丢了颜面,在重用改革派后,将苏辙一贬再贬。
苏辙在朝为官八年后,五十六岁的他就这样被赶出了朝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