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曹操，曹操到。
来画生的话才落音，一名工作人员便送来了运营商的反馈信息。
这两个电话号码的使用人分别叫陶立新、陶强盛，二人都是外县人，但都属于沙市。
杨峰二话不说，立即联系二人身份信息所在地的警方，请他们协助调查。
很快，当地警方就将他们的个人信息反馈过来。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的办事效率高到离谱，而是因为这二人在他们那儿都留下了“被调查记录”。
根据反馈，在2016年7月份，陶立新的家人报警，声称2015年4月份时，同村的陶强盛找到陶立新说有活干，一起外出打工后，自2016年1月底开始，陶立新与家人已经失联半年多，因此报警请当地警方帮忙找人。
当时，陶立新的家人告诉警方，他们联系陶强盛询问陶立新的下落，陶强盛回复说他们先是一起去了沿海蓉城，在一起打了大半年的工，但到了2015年12月份，陶强盛跟着一个同乡老板回到沙市，因此和陶立新分道扬镳，平时大家也都各忙各的，基本没有联系，他也不知道陶立新已经失联了，更不知道陶立新去哪里了。
陶立新的电话号码当时已经停用大半年，早就更换了使用人，原本的通话记录无法获取。陶强盛声称自己的手机掉了，所以也注销了原来的电话号码，重新申办了一个。因此，警方无法通过调取通话记录确认陶强盛所说是否属实。
但警方还是联系到带着二人在蓉城一起打工的包工头，在他这里证实了陶强盛的确在2015年12月份就已经离开蓉城，至于陶立新，则紧接陶强盛之后，于2015年1月初也离职了，据陶立新自己说，是因为他家里出了点急事，十万火急地要赶回去。
实际上，陶立新的家属反馈他们家当时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屁事，陶立新当时也没有回过家。
包工头还告诉警方，陶强盛曾提起过自己跟着回去的那个沙市老板姓何，具体是干什么的却没有提过。
由于陶立新失联了大半年之后家属才报警，警方可利用的线索信息少之又少，并且从当时对陶强盛的调查及问话来看，他和陶立新的失踪并没有什么关联，因此陶立新的失联也就变成了失踪。
陶立新的个人信息显示，他的身高为1.83米，体重90公斤，与“白骨案”死者的身高体重完全吻合。
杨峰立即指示当地警方提取陶立新父母或子女的dNA，以确认“白骨案”死者的身份。
dNA对比结果一旦显示“白骨案”的死者就是陶立新，那就足以说明在2016年7月份警方调查陶立新失踪时，陶强盛极可能对警方撒了慌。
“白骨案”的调查早就显示：死者曾在何双喜所有的车辆后备箱里出现过。换言之，死者如果就是陶立新，那么陶立新当年也紧随陶强盛之后回到了沙市，可谓一个前脚刚走，一个后脚紧紧跟上。
包工头说当年陶强盛跟着一个姓何的老板回到沙市，这人极可能就是何双喜。
何双喜在失踪前和陶强盛、陶立新都有过密切联系。
如此种种，都说明陶立新和陶强盛当年在沙市极可能有过交集。
所以，陶强盛当年对警方说自己于2015年12月份离开蓉城后，和陶立新之间就基本没有联系，不知道陶立新去哪里了云云，极可能是在撒谎。
“陶立新和陶强盛为同村老乡，根据两家人反馈，这二人之间不存在什么矛盾，并且关系很好，要不然当年陶立新也不会跟着陶强盛出门打工。”
“警方调查陶立新的失踪，陶强盛却向警方提供虚假信息，这足以说明陶强盛做贼心虚，极可能和陶立新的死脱不了干系。”
“何双喜当年开了个养鸡场，还欠了一屁股债。陶立新和陶强盛都是建筑工人。一个欠了一屁股债的养鸡场老板极可能雇佣了两个建筑工人，最后老板失踪了，建筑工人也死了一个，这起案子横看竖看，无论怎么看都是一头雾水。”
“找到陶强盛，将他抓回警局审讯，一边审一边想办法撬开他的嘴。”
杨峰三言两语定下了案件接下来的侦办方向。
来画生随即召集人员去会议室开会，以商讨“抓获”陶强盛的方案。
他担心传讯会打草惊蛇：传讯往往意味着警方认为传讯人涉嫌犯罪，但证据不足，因而需要面对面问话，以作进一步了解。
这就会让一些具备一定反侦察意识的嫌犯提前打好腹稿，甚至想出“死不开口，以不变应万变”的办法。
更有甚者，会嘴上装出一副乖宝宝的样子，说自己一定按时按要求到公安机关接受传讯，实际则脚底抹油，溜之大吉。但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蠢人，往往都是万里无一，十数年难出一二。陶强盛的智商情商和心理素质，应该不会低下到这个地步。
无论是从“白骨案”的呈尸现场，还是从警方调查陶立新失踪时，以“半真半假”的口供成功蒙混过关来看，陶强盛显然具备一定的反侦察意识。他甚至是一个善于撒谎的人。毕竟，“半真半假”才是撒谎的最高境界。
同时，如果要对陶强盛实施抓捕，则又缺乏实质性证据。
因此，来画生认为得想个办法，实现突然一下就将陶强盛“带回”警局接受审讯，这样不但能让陶强盛缺乏应付警方盘问的准备，更能在他的思想上和心理上达到“突然袭击”的效果，让他摸不清这到底是传讯还是抓捕，警方到底掌握了多少相关证据。
陶立新父母的dNA和“白骨案”死者的对比结果虽然暂未出来，但陶立新的失踪时间，还有他的身高体重等种种线索都显示死者应该就是陶立新。
杨峰和王星不宜出现在会场，不然就会出现“主次难分”的尴尬局面。因此，他二人主动留在来画生的办公室。
王星看着自己的手机，突然说道：“我刚才查了一下万年历，发现3年前2016年的春节，是在2月7日，这距离1月25日的确没几天……”
杨峰一头雾水地看着他：“你想说啥？”
“三年多以前，杜玟来报案，说她妹妹杜鹃失踪，当时也是在快要过年之前。”
“而且我记得一清二楚，当天是2016年1月24日，因为这天是我妈的五十大寿，本来说好要回家吃晚饭，结果因为调查杜鹃‘失踪’，瞎折腾了一整天，搞到夜里十一二点才回，我妈没说啥，我爸却发了脾气，说我拿着卖白菜的工资，操着卖白粉的心……”
杨峰的眼里闪过一丝精光：“你接着说，我在听。”
“2016年1月25日以后，何双喜的电话再无任何通话记录，陶立新和陶强盛的电话号码也都在此以后弃用，我们暂时认定何双喜是在这个时间点开始‘失踪’，陶立新也是在这个时间点附近被害。”
“1月24日和25日接连发生了这些事，单纯只是巧合？还是说这些事当中有我们暂时没有发现的关联？”
“何双喜曾是刘媛媛的亲妹夫，杜鹃则是刘媛媛的亲弟媳。杨队，现在不止是你感觉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就连我也感觉似乎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推着我们一步一步向刘媛媛靠近。”
“虽然从现有线索证据来看，杜鹃的失踪和何双喜的失踪、陶立新的被害毫无瓜葛，但我总感觉这几桩案子之间似乎有着某种联系。”
“何双喜当年失踪时，因为欠了一屁股债，所以大家都认为他是躲债跑路，包括我们警方也这样认为，从来没想过他是不是因为杀了人所以销声匿迹，更没有想过他有可能被人杀了。”
“直到现在，我们警方发现他三年了仍旧杳无音信，阴错阳差通过层层调查，得到了种种线索信息，才认为他有可能杀了人，也有可能被杀了。”
接着，王星十分严肃地看着杨峰：“杨队，当初杜鹃失踪时，因为她生活作风有问题，所有人都认为她是和别的男人私奔了，甚至连我也这样认为。仔细想想，这和当年何双喜失踪几乎一模一样……”
杨峰悚然一惊：“立即通知支队，让他们查一查杜鹃的银行账号和名下电话号码，看有没有使用记录，必要时直接和她家人联系，以此确认杜鹃这几年到底还‘在不在’。”
王星立即照办，将杨峰的指示转达到支队，随即又掏出自己的手机，一边翻看一边朝门外走廊走去：“我当年应该存了杜玟的电话……”
将近半个小时后，王星挂了电话回到办公室，向杨峰报告了三条信息：一条似乎就在意料之中，另外两条则完全超出意料。
王星打了电话给杜玟。
杜玟称，三年前杜鹃发了一条短信给她后，再也没和家人有过任何联系。家人想过报警，但想到她是跟着别的男人私奔，又觉得丢脸，因此也就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