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和南京之间一直保持联系，正常情况下周培公只要通过使者与南京联系就可以了，但是这次周培公却带着邓名的战争威胁和最后通牒亲自返回南京，与蒋国柱面谈此事。听说邓名的新条件后，江宁巡抚也有些吃惊，不明白对方怎么会突然变得如此强硬，好像一夜之间就要重新进入战争状态。
到目前为止周培公表现得相当出色，以前蒋国柱派去的秘使根本做不到据理力争，基本就是在形势恶劣的时候把邓名开出的条件全盘接受下来，而周培公不但能不断地提出反建议来迫使邓名重新考虑条件，而且还能为南京方面争取到一些有利的条款。
“为何邓名会突然要开打了？”蒋国柱第一时刻想到的就是询问对邓名问题专家周培公。
“因为郑成功从福建给他来信了。”周培公把邓名的话添油加醋地转述给了蒋国柱听，指出郑成功在福建的胜利让邓名底气更足：“不过下官认为，邓名现在并不是很有把握，虽然他嘴上说的凶，但是他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认定郑成功告诉他的都是真话。”
“哦。”蒋国柱犹豫着，反问道：“何以见得？”
“如果邓名对郑成功的胜利深信不疑，他就不会只要一个崇明岛了，反正我们暂时没有援军，张煌言也无后顾之忧，我们不要说夺不回崇明岛，甚至很难迫使他放弃镇江；若是邓名确信郑成功没有夸大其辞的话，不但会要崇明岛，还会找我们要一笔镇江的赎城费。”
“说的不错，”蒋国柱点点头，周培公对邓名的形容很符合他对后者的印象，听说不久前邓名在扬州还狠狠地敲了林起龙一笔竹杠：“那他现在提出这个意见还是想试探我们吗？”
“是的，邓名现在觉得郑成功有可能是真的取胜了，战果却也存在夸大的嫌疑；他现在是在诈唬我们，希望我们也认为郑成功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在惊恐之下一口答应他的要求。当他不敢提赎城费等要求，就是担心如果条件太过分，而郑成功其实并没有大获全胜的话，我们就会一怒反悔；现在邓名很注意把握尺度：即使我们现在只是因为相信郑成功在福建取胜，所以才答应了他的条件，但由于这个条件并非太过分，将来我们也可能会吃亏不大而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念头停止与他纠缠。”
关键在于，蒋国柱和周培公知道郑成功的胜利恐怕不是谣言，朝廷向督抚暗示的禁海政策等于向他们承认了五省水师的覆灭。
“所以下官认为我们应该答应邓名的条款，如果邓名确认郑成功所言非虚，那他提出的条件估计就要苛刻得多了。”在周培公看来，邓名的要求非常有节制，远比周培公预料的要少很多，因此周培公怀疑邓名和郑成功有隔阂，或是邓名知道郑成功有什么难处，所以即使郑成功在福建大胜，邓名也不认为可以等待郑成功再次进入长江然后签订一个城下之盟。
“嗯。”蒋国柱听的不住发出赞同声，他不得不承认，这种谈判桌上的勾心斗角实在不是他所长，传统的规矩一向是胜者全拿：“那邓名在确认消息后不会反悔吗？”
“邓名是个有信用的人。”周培公意味深长地说道。
对此蒋国柱也没有什么可反驳的，既然邓名毁约的可能性很小，那周培公的提议就很有诱惑力，趁着邓名还不太清楚福建的真实情况时定下一个不太吃亏的协议，以避免在更不利的局面中遭到更大的损失。
“如果邓名要把郑成功引进崇明，需要提前一年通知我们，巡抚大人觉得这个提议如何？”周培公察言观色，觉得蒋国柱基本已经同意了，就又拿出了一个解决潜在威胁的办法来。
“一年？邓名绝不可能同意啊。”蒋国柱诧异地叫道：“提这个有什么用？”
“是，他是可能不同意，但这样他就要拿出反建议，就算拿不到一年，半年、三个月，不也好吗？”周培公感到很辛苦，因此所有的谈判技巧都要他手把手地教给江南这边，蒋国柱和以前的张长庚一样，优势的时候不会遵守任何协议，所以劣势的时候不相信对方会遵守任何协议，现在虽然遇到了邓名这个讲信用的罕见人物，但多年养成的习惯和思维模式导致蒋国柱不懂得去向敌人使用哪怕最简单的交易策略。
“哦，对对，本官又忘记了，邓名是会遵守协议的。”蒋国柱轻轻一拍额头，示意周培公可以继续说下去。
“邓名对商贸很重视，我们可以允许他的的船队继续在长江上航行，但我们不能白白掩护他们，应该定下税赋，以后他通过境内的时候需要向我方纳税。”周培公这次提出的建议并不完全是为了蒋国柱着想，其中也包括他自己的安全。这件事迟早会牵连到越来越多的人，如果武昌的通邓完全要靠张长庚自掏腰包来维持的话，那估计也早就维持不下去了，张长庚不但不会愿意保持现状，而是会每天都处心积虑地撕毁条约：“这些税赋可以用来收买知情人，不然有对巡抚大人不利的传言流出去，若是朝廷听到什么风声派人来探查，我们也可以有一笔经费来应付。”
这两年武昌总结出来了不少经验教训，周培公作为对邓名问题专家，既是决策人又能接触到全部的报告，谈起各种注意事项来绝对是头头是道。蒋国柱没有什么可插嘴的余地，最后表示一切都交给周培公全权处置了。
周培公离开后，蒋国柱觉得有必要重新评价一下周培公此人：
“借他来的时候，虽然我已经猜到他会有点小聪明，但更看重的还是他背后的湖广总督，当时我还觉得，虽然我和邓名谈的不太顺利，不过我手下幕僚中人才济济，总会有几个得力之人。”刚才听周培公介绍武昌的经验时，蒋国柱渐渐改变了一开始对谈判技巧的轻视，发现这其实也是一门学问，而不是他早先误会的那种单纯的讹诈和耍无赖：“我朝和明朝争夺多年，无论胜负最后都谈不拢，甚至根本没法谈起来，因为明朝不信我朝会遵守协议，反正谈不谈都还是要养兵，那还不如不谈，也省得军心倦怠；而我朝同样不相信明朝会守信用，偶尔放出谈判的呼声，也就是想麻痹一下明朝，因为知道对方多半也不会有什么诚意，所以这种收效不大的麻痹手段也懒的多用。可这个邓名不同，他无论实力弱小还是强大，只要有机会就要进行谈判，正如他所说的，他追求双方都受益，只要能够给他好处，邓名愿意帮助我们向北京隐瞒实情，为了能够继续交易下去，他也信守诺言。”
因为无论说什么敌人都不会信，只会怀着最大的恶意来揣测用意，所以兵法上的奇谋的效果越来越低了，现在当敌人表现出诚实商人的一面时，这种谋略的作用不但没有升高反倒更加地微乎其微，因为不遵守条约会受到猛烈的报复，与其事后反悔还不如一开始就谈出一份互利协议来。
这样周培公的意义就变得极其重要，蒋国柱认认真真地把两江总督衙门内外想了一遍，没有找到一个能力与周培公相当的人，至少现在还没有。
“周培公刚到江宁时，我给他布政使大印主要还是为了他背后的张长庚，而且我要同张朝较量，我不能让张朝把湖广变成他的同盟。不过现在看起来，周培公本人也值得拉拢……”周培公刚才不但表现出强大的揣摩人心的能力，同时还向蒋国柱展示了他的经济头脑、政治嗅觉，不但能够和邓名达成协议，而且还能事先构思善后手段，不至于等到出现了问题后才急急忙忙地去遮掩。
“再观察他一些时日吧。”蒋国柱动了爱才之心，如果周培公未来的表现一如既往地出色的话，江宁巡抚打算把周培公龙落到自己的旗下，现在两江的政治、军事形势错综复杂，蒋国柱在其上行走真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他确实需要一些得力助手来帮他渡过难关。
……
镇江，等待周培公反悔再次开始谈判的时候，邓名已经开始尝试扶持江南的亲明商团，满清对海贸商人的镇压一旦开始，就会有大量商行倒闭破产，会有大量的帐房、伙计失业——这些人平静的生活一朝失去，肯定会对北京朝廷有怨言，若是没有人招揽也就罢了，但现在邓名不但会吸收这些失业者，还要引导他们去与北京对着干。
掌柜、帐房和伙计，除了他们的工作专长外，还掌握着大量的生产资源——邓名从来不信什么“天下的物产是一定”这种说法，商业受损必定会导致工、农业的倒退。停止海贸后，依赖出口的工匠会失业、他们若是找不到田地就得去卖身为奴或是要饭；大批种桑棉的农民也会严重受损，很多人可能世代都种植经济作物，已经不知道如何生产粮食了。
这些人，将会成为邓名计划中的商品提供者。
“提督。”邓名和部下商议这些事情的时候，有卫兵来报：“又有士人求见，他们拿着钱谦益和黄宗羲的荐书。”“几个人？”
“两个。”
“他们来找我干什么？”邓名有些不耐烦地问道：“是要做生意吗？是要买我们的货还是卖东西给我们？如果是这种事的话，穆少校自己决定就好了。”
穆谭对邓名一直让他从事经商、受贿此类工作有些不满，他屡次声称自己是一名合格的武将，真正适合他的工作应该是练兵，巡查营地这些。但现在邓名的军队既然兼职经商，那就必须要有负责人，邓名不肯自己大包大揽把这些工作都管下来，那么也只好找人代劳，所以不管穆谭是否心甘情愿，他都得去做。
“不是。”穆谭的传令兵摇摇头，最近开始有江南年轻士人想投靠邓名，成为他的幕僚，为他赞画军务，今天来的这两个士人也是抱着这样的目的。
一开始邓名还见过几个，但对方的经历、见识都达不到邓名的要求，而且他对这些士人也心存警惕，认为他们多半类似蒙正发那种玩票性质，见邓名风头正盛就来投机，过过指点江山的瘾；万一明军不利，或是军旅生活不符合他们的想像，就会找类似“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理由跑回老家去了。
这些年轻士人对邓名的帮助不大，而且万一他们开小差，那么邓名的军事机密就有泄露的可能，要是普通士兵敢开小差，邓名可以对他们进行处罚，最高刑罚甚至可以考虑死刑；但这些士人不同，邓名如果敢伤他们的性命，那么势必会引起缙绅的不满。
现在邓名已经通过商业往来和一些江南缙绅攀上了交情，这都会是明军将来收集情报的渠道，因此就是收下这些士人对邓名来说也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如果闹出什么纠纷反倒会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穆少校觉得这两个人见识如何？”邓名一肚子的不满，再次问传令兵道。
“穆少校觉得他们和头几次来的人差不多……”
“不见！”传令兵话音未落，邓名就断然说道：“我现在很忙，军营里这么多事都要我过问，哪里有功夫陪他们两个喝上个把时辰的茶？说一些毫无意义的君臣大义？按照正常的规矩，和其他投军的好汉一样，请他们吃饱饭，然后客客气气地送走。”
传令兵走了，邓名继续和任堂、周开荒讨论新兵的训练进度，接着三个人就走出帐篷，邓名要到校场上去和几个负责训练的军官谈话。
“提督可让我好找。”正在邓名忙着的时候，穆谭亲自跑来了，刚才他去了邓名的大营，结果扑了一个空，然后一直追到了校场这边来：“那两位先生气坏了。”
“嗯。”这反应在邓名的意料之中，不过他不认为这会给他带来什么特别大的麻烦，大不了就是得一个目中无人的评价，而且以邓名现在的名声，多半缙绅们还会替他说话，认为是这两个年轻人水平不行，入不了邓名的法眼；但如果带上这些随时可能开溜的士人，那才是要命的事，到时候软也不行，硬还会极大地损害自己在缙绅中的形象。
“他们嚷嚷着不肯走，一定要和提督当面说个明白。”
“来投军的都是壮士，”邓名不为所动：“如果他们不肯走，就安排他们住下、让他们吃饱，如果他们愿意也可以参加新兵甄别，不过我怀疑他们不愿意。”
“提督。”任堂终于忍不住出声了，虽然他也承认之前几个来投军的士人没啥用途，而且还目高于顶，认为他们是明军急需的人才，但看到邓名如此怠慢士人，还是有些不满。
“一会儿再说。”邓名制止了任堂的牢骚，继续日常的军务。
一直忙碌到太阳下山，军营开饭后，邓名就把三个心腹少校都叫到他的营帐中，一起吃晚饭的时候邓名继续刚才任堂想展开的话题：“这些士人和任兄完全不同，他们没有参加过军队，没有上过或是见识过战场，不懂得旗鼓，不知道如何计算辎重的消耗。我把重任委托给任兄，是看在任兄曾经手刃过敌兵，曾经带队转战千里，而不是因为任兄是个读书人。”
“对，如果不是任兄这样的，一般的秀才根本没用。”周开荒立刻出声表示赞同，在袁宗第军中时，周开荒对读书人也非常崇拜，闯营对士人同样相当尊敬，如果有秀才投奔袁宗第等人，他们也会高兴地招待。这种对士人的尊敬，源自于对知识的尊敬，也是文明的表现，在中国的历史上只有极少数的野蛮统治者蔑视知识，以折磨迫害知识份子为乐的更是凤毛麟角。
邓名同样很尊敬知识，不过他并不认为识字就是万能的，而是认为专业需要细分，适合这些士人工作有很多种，如果没有军事知识那军队中就没有适合他们的职位。周开荒受到邓名这种思维模式的长期熏陶，对招揽士人出任明军的军职也没有了什么热情。
“那也不能把他们视为一般投军的军汉啊。”任堂并非不清楚邓名的态度，但还是颇替那两个来投军的士人不平，更不用说他们二人还有名士的荐书。
“实际上，我认为我朝的缙绅还不如一般的百姓。”邓名轻笑了一声，说了句令三个伙伴都震惊不已的评语。
任堂立刻就不干了，非要邓名说个明白。
“哪天穆兄和周兄曾经争吵过，争论漕工是不是大明子民，”邓名没有立刻回答，而是说起了往事：“该如何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朝廷的子民，一个人是不是为国效力了呢？”
不等三个人各抒己见，邓名就给出了他的答案：“参军流血，或是纳税，我认为这就是为国效力。”
在邓名的印象里，可能也就是外国人才没有向政府纳税的义务：“我不喜欢子民这个词，相对来说，我跟喜欢国民这个词，凡事服兵役、向官府纳税的都是平等的国民，就像都府的同秀才，虽然我和他们的位置不同，但这是因为机遇和能力问题，他们都和我一样竭力支撑着朝廷和国家；而我朝的这些士人，他们到底为国家付出过什么呢？”
“他们出仕辅佐天子。”任堂争辩道。
“我并不认为当官是一种对国家的奉献，何况他们好像还拿俸禄了。”邓名又是一笑：“你们知道的，我高薪聘请读书人去都府但老师，给孩子们同秀才上课，教他们读书识字；我定下了很高的工钱，比你们的军官的报酬还要高，但去的人并不多啊，好像只有一些童生应召了，主动来投我军的士人中，愿意教书的一个没有，人人都想做官。”
去当一个私塾老师——在很多人的理解里，邓名招募的那个教师就相当于私塾老师——显然不是通侯之路。
“这些教师有很高的报酬，不过他们也要缴纳一部分税金给都府，这就是他们对国家的奉献；那些退役的士兵，我给他们同举人的待遇，但不是简单地免除他们的保护费，而是先付给他们津贴，然后再按照他们土地的多少收税，他们也和同秀才一样为国效力。将来，我们都府的官员都会从这些为国效力的国民中产生，而不是把官职授给那些连纳税给国家都不愿意的人。”
“这是朝廷给读书人的优待。”
“读书人当然应该受到优待，应该受到尊敬，不过我总觉得不该用免去他们对国家的责任来优待他们，这是磨砺士风的好办法吗？我对此很怀疑。”邓名摇摇头：“有很多种治理国家的办法，一种就是比出身，只要有个好爹，就会有良好的前程，犯法也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年轻时就可以去管理一县，几年后管理一府，然后是一个省，直到入阁……”
“嗯，提督说的这是虏丑的八旗制度。”周开荒大声说道：“不过虏丑也会办科举，诱惑天下的士人去争抢抬旗的资格。”
“还有一种是彻底的科举，从上倒下是君父、臣子和百姓，这个你们也知道了，就是我朝的制度。”邓名对周开荒的评价不置可否，而是继续说下去，在邓名看来，八旗制度和精英**优劣相差不大，至少上升期的八旗制度还是能够击败腐朽的精英**的。
“还有一种，就是我所设想的，想尝试一下看看的。无论是否有显赫的父亲，还是满腹经纶，国家都会要求履行职责。在我设想的规矩下，一个人可以因为知识渊博而受到更多的尊敬，这也是理所应当的，能够获得更多的财富，生活得比一般人更好；但国家也会要求他和普通人一样缴纳赋税，甚至还要多一些，因为他拥有更强的能力，理应为国家做出更多的奉献，在必要的时候，国家也会需要这个读书人的保卫。所有的人都是为国提供赋税和鲜血的国民，这就是我设想的帝国制度。”邓名不知道在自己的前世，帝国的明确定义应该是什么，但现在他面前是一张白纸，可以由着他任意涂抹：“除了圣上，每一个帝国的国民，都应该是平等的，我也包括在内，凡是对我有效的法律，对每一个人都有效；对其他人来说是罪行的行为，我若做了也是犯罪，也要受到完全相同的处罚。”
“至少在都府，应该是这样；至少，我们可以尝试一下。”邓名看着三个发呆的同伴，最后补充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