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报”的意思大家不懂，大唐没有“周”这个时间单位，但是从京兆府内部传出的消息，京兆尹房俊是按照每七天一期来发行这份报纸。
赔掉五百贯，一个月就是两千贯，一年就是两万五千贯……
可是这个数字在一般人看似巨大，与房俊动辄百万千万贯的生意差距又着实不成比例，大家只能暗骂一声：真特娘的有钱任性！
任性吗？
房俊不觉得。
因为这远远不是他预期之中《贞观周报》的规模，早在年前，一套套的印刷活字便经由驿站运往大唐所有有房家生意驻扎的城市，然后每一个城市都会成立一个报社，将《贞观周报》发行天下。
最初的预计，他要将《贞观周报》的发行量推动到全国的十万份！
按照长安人士的估算，房俊每年将会赔掉二、三十万贯的巨款……
事实上这自然是不可能的。
竹纸的造价远远没有外界流传的那么昂贵，人们更没有认识到活字印刷术的便捷和低廉。实际上《贞观周报》的成本也不过就是五文钱左右，房俊有的是办法使之成为操纵舆论导向之利器的同时，亦成为一大敛财的法宝……
当然，与孔颖达的文章相比，已经没人去在乎什么钱财了。
这是一个知识嫉妒匮乏的年代，亦是一个信息传播极其缓慢的年代，读书基本靠抄，一本大儒注释过的书籍典册会轻而易举的成为一个家族的传家之宝，非是嫡传子弟不能读阅……
关中儒生学者尽皆竞相研读，居然导致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现象——洛阳纸贵！
市面上的《贞观周报》经过一个上午的疑问、不解、旁观，在人们发现孔颖达的文章之后迅速炒热，所有能够收集的报纸都被世家门阀甚至是寒门学子抢购一空。
没有得到报纸的人甚至会领着二斤熟肉一坛老酒厚着脸皮到亲朋好友的家中借阅摘抄……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一语，出自《尚书·五子之歌》。这篇歌词是大禹的五位孙子在被放逐途中回忆皇祖训诫、抒发怨愤之情的文章，文章首句就说：“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意思是祖父曾经训示我们说：人民可以亲近，不可以轻贱失礼。人民是国家的根基，人民安定了，君位就稳固了，天下也就太平了。
虽说此训不一定都是夏禹原话，极有可能只是民间学者杜撰出来借助圣贤之口而传播，但这的确反映了古代华夏最早的民本思想。
孔颖达在文章中详细的阐述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含义与影响。
在夏商周三代时期，是“天命”论笼罩下的民本思想，属于“天命顺民命”的类型。统治者认为君权是天命赋予的，但天命是顺从民意的，如果统治者不体恤民力，不修德政，天命就会根据民心所向转移到新君那里。
如《尚书》之《五子之歌》《汤誓》《泰誓》三篇文章，就代表了夏禹、商汤、周武三王的民本思想。
商汤在讨伐夏桀之罪的《汤誓》中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周武王在讨伐商纣王的《泰誓》中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正因为统治者明白天命顺民命的道理，所以统治者产生了以德配天的思想。尤其是“小国周”统治者从“大国商”的灭亡中总结了历史教训，进一步发展了夏商时期的民本思想。
如《尚书·周书·蔡仲之命》就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天命是不分亲疏的，他只辅佑有德之君。民心也无常主，他只归附于爱己之君。
这也成为后世儒家的“民本”思想来源。
孔颖达在文章中旁征博引妙笔生花，详细阐述了民生为本的理念，看得一众学子儒生官员贵族如痴如醉，深刻反思。
就连稍稍识得几个字的百姓亦是鼓掌叫好。
当世大儒孔颖达这可是再为天下的百姓发言，怎么能不叫好？
一时之间，《贞观周报》的影响力大大增强。
而世家门阀们在品味这篇“社论”的内在寓意以及题外之意的时候，亦在警惕房俊的动静。可是令他们感觉到诧异的是，房俊似乎当真全部身心都投注到这份《贞观周报》当中，对于元氏的案件没有一丝一毫的理会……
这小子到底在搞什么？
难道真的是畏惧与元氏的势力偃旗息鼓了？
亦或是就算败家也要败出一份与众不同的风采，也得弄出一个花团锦簇博得一声喝彩？
但是无论大家怎么猜测，房俊就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一周之后，《贞观周报》第二期如期而至。
这一次的焦点已然毋须提醒，买到报纸的人第一眼就看向主版的“社论”。
这一次担任主笔的不是孔颖达，但是名气却丝毫不差！
当代大儒、太学博士、贾公彦！
此人祖籍唐州永年。既是儒家学者、经学家、又是“三礼学“学者，学贯古今，才通天下，撰有《周礼义疏》五十卷、《仪礼义疏》四十卷，文名播于五湖四海！
贾公彦精通《三礼》，不仅《周礼义疏》即是由其负责编撰，还选用郑玄注本十二卷，汇综诸家经说，扩大为《义疏》五十卷，体例上仿照《五经正义》。《仪礼义疏》也是由此公编撰，采用北齐黄庆、隋朝李孟愆两家之疏，定为今本，依郑玄之注。
若是单论着作之多寡，尚在孔颖达之上！
而贾公彦的这篇“社论”，名为《德惟善政，政在养民》……
这句话出自《尚书-虞书·大禹谟》。
其原意是说德政才是好的政治，政治的最终目的在于养育人民。
不过其宗旨却是传播“君以民为本”和“国以民为本”的思想，这是始于孔孟而贯穿于整个封建时代的主题思想。
文中说，在孔子、孟子时代及秦汉以后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时代，虽然仍有“君权天授”的“天命”论影响，但在君民关系、国民关系上，明确地强调了人民力量的重要作用。
孔子提出了“仁者人也”“仁者爱人”“为政在人”“为政以德”“民无信不立”“修己以爱百姓”等思想命题，奠定了儒家的民本思想传统。孟子进一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的命题，形成了后世“民贵君轻”的仁政思想传统。
孟子赞赏汤武革命，称汤武诛杀桀纣是“诛一夫”，董仲舒提出“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的命题，说明儒家民本思想传统的革命性，即失德者被人民推翻以致改朝换代的合理性。
文章花团锦簇、严谨整肃，字字枢机，鞭辟入里。
不少人就琢磨出味儿来了……
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转而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这其中看似有些转折生硬，前者乃是夏商周之时的民风国政，后者是孔孟以降的政治潮流，但是两者却有着共同的主体——以民为本！
大唐征战四方，虽然武功赫赫战无不胜，然则前隋末年天下动荡遗留下的旧伤未愈，多年兵戈南征北讨又添新伤，人口已然远远跟不上发展的速度。
《贞观周报》的两篇社论正好符合当下的社会现状，立即便得到各界有识之士的共鸣。一时间关中处处尽皆宣扬“以民为本”之思想，希望皇帝能够鼓励生养，帝国能够繁衍生息……
一股前所未有的重视人口生息的潮流，被这两篇文章极快的鼓动起来，渐成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