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行动持续了近半个月，在这半个月中，长安和洛阳两地的百姓能够看到在大街上来来往往的军士和治安所人员，他们不时便逮捕一些人，而后也有一些人被放出来。
但被放出来的人总归是比较少的。
而这场行动中，公安署大放异彩。
其派出机构基础治安所更是抓捕了大量违法人员。
借此机会，公安署权限开始大力提升，将原先实验性质，落户在长安和洛阳两地的公安局再度进行权力延展。
将在大唐十三行省的省会设立一个全新的机构，即公安厅。
而各地州县也将各自设立一个专属机构，即公安局。
将原先的县令全司权力进行拆分。
加上早已设立的检察院和法院体系，如今的地方官员权力进一步收缩。
官员们不再享有‘一言可决’之权。
这种权力分配，也让原先工作极其复杂繁忙的一把手轻松了点，让其本职工作将全力集中在当地经济民生建设中。
当然，这样的工作体系，势必导致了官员阶层的膨胀，也就是脱产者增多，让百姓供养的人数大大增加。
朝廷解决办法也比较简单，第一将原先辅助官员公务的吏纳入体制。
他们将脱去不入流的帽子，直接进入官员体系中的九品十八级中的最低一级，俸禄也将由原来的当地官员发放，改成国家发放。
当地父母宫则不得自己另行聘请师爷类角色，即便想要聘用，也只能按照固定章程，由政府层面出面，以顾问形式参与管理，且俸禄水平固定。
还有就是财权。
在地方管理体系中，有一组织，名为：财政局，有两大下属机构，一为审计，二为度支。
它主管当地府衙财政管理，审计是为了知晓当地财政情况，工作具体有，审计税务局税收情况，而后审计当地府衙财务情况，依照相关条例给官员发放俸禄。
审计完毕后，由度支进行具体财务的执行。
即：地方财政收支管理，编制和执行财政预算。
而当地检察下辖一个专属监察机构，可对当地官员是否廉政进行监察，对当地税务财务进行监察。
即如今治理体系为两院六局一委：检察院，法院，公安局，税务局，财政局，民政局，教育局。
还有圣皇党派出机构：圣皇党组织委员会。
其中民政局处理事务比较繁杂，其一：地方户口田亩管理，其二审核当地行商正规性，负责地方商业贸易管理和资源开发；其三：审核男女婚姻合法性；其四：接收地方信访事务；其五：保障性工作管理（主要是官员卸任后的退休保障管理和优秀人才保障管理和退役士兵保障管理等）；其六：医疗卫生管理；其七：其他事务管理。
教育局更明显了，主管教育。
圣皇党组织委员会则主人事功能。
而这就是地方体系。
按照李世民和内阁大臣们商议，地方州县最低管理组织架构人员为：六十九人。
其中县令一人，副手二人（兼任教育和民政），其他部门也按照一正两副分配，其具体正式配置暂为：检察院七人，法院七人，公安局十八人，税务八人，财政七人，民政十八人，教育三人。
而原先，按照三等级县中的中级县来说，一般只是三十人。
如今直接扩招一倍。
而圣皇党组织委员会为九人，除县令外，为各个部门的一把手。
如此看来，百姓承受的压力将会巨大，但这些问题已有一个绝佳处理办法。
一切的一切在于脱产，何为脱产，就是不事生产，就是百姓生产出来的粮食能让人吃饱饭。
之所以朝廷会如此大度的开启官员扩编，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李长河带来的超高产麦种。
为此已经开始在南阳盆地进行大规模培育，有了这些良种，农民百姓可以生产出来更多的粮食，那么官员不是生产也能至少吃饱饭。
吃饱饭后，就有了更多剩余价值，那么就能发展除却农业的其他产业。
而这就是经济。